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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宪章》 《雅典宪章》首次把城市拆分为四个基本功能：居住、工作、游戏与交流，并认为它们是城市形态构成中应该彼此分离的元素，不主张不同活动的相互混合。由此形成了功能主义城市理论的基本思想： ① 将城市空间按特定的功能要求分为若干领域； ② 每个领域内部追求均质与纯化。为了维护其内部的性质，每个领域的界面，通常是由具有折断性的封闭曲线所构成； ③ 领域与领域之间的关系建构在特定计划的通道联系上。 这种思想的形成基于两个基本的假设：⑴ 活动模式与空间模式具有对应的关系，并且这种对应关系是可以被预测的，由这种关系所确定的城市结构也就是可以被设计的。⑵ 规划城市的结构和形态可以独立存在，并且预先规划的结构要优于非统一规划的结构。 功能主义的城市理论其实质是一种“新城模型”。现代城市规划和设计中最卓有成效、影响最为深远、同时也最为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就是“新城模型”。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工人新村”到二十世纪初及二战后的“新城”，都在进行着“新城模型”的研究和实践。 在20世纪20-30年代先后提出的城市规划理念，“明天的城市”（The City of Tomorrow，1922）、“伏瓦生规划”（Plan Voisin，1925）和“光辉城市”（The Radiant City，1931）等等都采用了高度密集的形式、自成一体的结构，构成全新的城市形态，几乎与原有城市结构和肌理不发生任何关联。尽管这些方案都没有实施，但它对后来的设计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 《雅典宪章》在提出功能分区的同时，也提出应将居住作为城市的一个首要的要素。一切城市计划应该以一幢住宅所代表的细胞为出发点,将这些同类的细胞集合起来以形成一个大小适宜的邻里单位。以这个细胞为出发点,各种住宅、工作地点和游息地方应该在一个最合适的关系下分布在整个城市里。建立居住、工作的游息各地区间的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务使在这些地区间的日常活动可以最经济的时间完成,这是地球绕其轴心运行的不变因素”。《雅典宪章》还提出了由城市与乡村彼此融会为一体而构成所谓区域单位的要素，这些区域单位的发展有赖于地理的和地形的特点、经济的潜力和政治的和社会的情况。（插图2-3，2-4） 《雅典宪章》中曾提出“有机的城市之各构成部分的大小范围,应该依照人的尺度和需要来估量”。这里的“有机的城市”是指城市功能和布局合理，运转顺畅的“有机构成”的城市与后来的“有机城市”并非一个概念。 有机城市理论 “有机”作为一种概念提出，源自于18、19世纪生物学的发展，它表述的是具有生命现象的生物体的内在特征：新陈代谢、动态演化、统一整体。“生命现象，如新陈代谢，应激性，繁殖，发育等等，只能在处于空间与时间并表现为不同复杂程度的结构的自然物体中找到。我们称这些自然物体为‘有机体’。每个有机体代表一个系统，我们用系统这个术语所指的是由处于共同相互作用状态中的诸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复合体。” 有机理论的核心是把世界看成是相互关联的、动态平衡的整体。古代哲学中的这种自然有机论观念在文艺复兴时代发展成一系列关于自然的有机论哲学，它们的共同前提是：宇宙的所有部分同处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有的东西通过相互作用联结在一起。每一部分的变化都反映出宇宙其余部分的变化，世界各个部分的紧密联系不仅含有共同滋养和成长的意思，也包含共同承受痛苦的蕴涵。CIAM 1965年召开的第十次年会确定议题为“组织的流动性（Cluster Mobility）——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变化和成长”，会议总结指出：城市是一个变化和生长的极为复杂的有机体，而过去的机械理论不能与其相适应。“城市有机体”强调了城市内部的关联性和由此形成的城市整体的运转及其外部表现。 保罗·索勒（Paolo Soler）的有机城市理论：城市建筑生态学（Arcology） 保罗?索勒（Paolo Soleri）最早将生态学与建筑学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城市建筑生态学”（Arcology）理论。该理论试图在生态学和建筑学融合的基础上建立关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范式。保罗?索勒通过对自然界的长期的观察和他对有机生命结构本质的理解，总结出了“缩微化—复杂性—持续性（Complexity-Miniaturization-Duration）”的原则，并以此作为建筑生态学的理论基础。“所谓缩微化，是指在自然界复杂程度日益增加的前提下，精心利用所有的资源——例如物质/能量、空间/时间；复杂性是指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过程中，还同时簇生着许多其他的事件和过程；持续性是指在变化过程中，时间维度的延续。生命存在于复杂性和缩微化通过持续性起作用的地方。” 保罗?索勒认为，在地球上能成功进化的有机体都具有紧凑（compact）、三维度（three-dimension）、自维持（self-contained）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