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晖与段秋观对话：中国的法治根基.docVIP

历史文化系列谈 孙皓晖与段秋关的对话——中国法治的历史根基 文章字数：8030 文章浏览数：22 段秋关，西北大学法学教授。曾任西北大学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律思想史学会会长，教育部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是“文革”后北京大学首届法学硕士研究生，为我国法律史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编者按从春秋战国到大秦帝国，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变革的时代。今天我们刊登“孙皓晖与段秋关的对话”，这两位大家，他们穿越时空，围绕中国法治的历史根基这一主题，博引旁征，深入梳理，相互碰撞，精彩纷呈。以古鉴今，得出四个观点：一是战国法学为中国法治文明奠定了基础；二是秦代法治的历史作用，保护变革，推动社会发展；三是法治文明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根基；四是中国现代法治必须走自己的路。 此次“对话”，是西北大学2015年6月10日为毕业生举办的一次学术讲座，旨在激励学子走向社会，勇于担当，树立建设法治中国的自信和能力，从自身做起，尊法学法守法，在实现“中国梦”中实现精彩人生。为继续办好这个栏目，特此对“对话”内容精编刊发，以飨读者。 孙皓晖：同学们，下午好!今天是西北大学新的一届毕业生即将毕业的日子，原本这个讲座是给法学院的毕业生准备的。但是，因为中国法治是我们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应该明确的一个基本问题，所以这场讲座就做了相应的扩大，感谢郭立宏校长的主持，也感谢段秋关先生来跟我一起来做讲座。 一、中国法治社会必须走自己的路 孙皓晖：在任何一个国家走向法治道路的进程中，法学界都是基本的推动力量，甚或是主打力量。因为历史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比如战国的法家浪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中国法治建设步入了全面推进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中，法学界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是充当旁观者还是担当主力军？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法学界中有些人，对中国法治现状表示出一种淡漠的态度，认为中国的改革力度还不够，距离走向法治社会的初期改革框架还差得很远。事实上确实不够，中国距离真正的法治社会确实还有很大的差距。问题是，对于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应该去正面地推动并且认真地研究，才是法学界应当做出的努力。而不是仅仅表示轻蔑，表示距离西方法治社会还差距很远。为什么这些同行更多持有批评而非建设性的心态？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他们的思想中始终把西方法治作为法治社会的楷模。用西方法学的状态，来衡量目前法治社会进展的步伐。不能说这种衡量和比较本身不对，而是说衡量和比较的最终结果是要落实在什么样的行动上。 目前，我们要重建中国文明，重建法治社会和政治文明。它的根基在哪里？我觉得至少法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不够的。从近代形成了完备、科学的理论体系以来，法学历来都是创制的学问。西方的启蒙运动一直到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所有的东方国家也是如此。法学从来是治世的、创造制度且推行制度、在理论领域发挥中坚力量的科学。中国法学界也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 资产阶级政权即是以三权分立的方式预先构想出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其理论体系越来越清晰，这就是西方法学界立足于本国的立场、立足于本区域（欧洲）的革命实践所创造出来的制度。中国法学界应该学习西方人的这种精神来建立自己的制度，而不是像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移植到自己身上。这一点，我们应该向经济学界学习。经济学界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每一个浪潮中，都会表现出热切拥抱社会前进的历史潮流的态势。中国法学界也应该是这样。尤其是我们的大学生即将走向社会、即将成为未来法治建设中坚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这么多年法学界是否在中国法治进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贡献和创建又有哪些？如果没有，我们就必须改变。因为法学本身是人文社会科学里最具有进取性的，最涉及社会实践的，甚至可以说法学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工科，应该承担起历史责任。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人在创制时代的思想方法和立场来推动社会前进，而不应该把西方模式照搬到中国来。 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从鸦片战争开始进入近代社会，我们的民族就开始了对自己文明进行反思，在170多年的历史中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理论。但是，当今社会发展经过若干重大变化之时，重新审视，就会发现这种反思存在缺陷之一就是简单化。对中国历史上许多问题的回答和评判，都是极其简单的，比如全盘西化论，都是缺乏历史论证的。法学界中的全盘西化论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据此，我才会提出中国法学界的崇洋思潮必须改变这个问题，就是期望在毕业生们走向社会的时候，给大家提个醒——每位同学在走向社会、为法治社会建设作出贡献的时候，应该审视自己的文明立场，思考自己对国家和民族准备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段秋关：孙老师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指出了中国当代法学界存在的洋法学思潮，认为这种思潮不适合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