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概论-翻译的原则精要.ppt

第二章 翻译的原则 翻译的起源？？？ 我国有文字可考的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刘向《说苑·善说》里记载的《越人歌》，距今已两千余年。西方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笔译活动则可追溯到公元前大约250年罗马人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 前284?-204)用拉丁文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距今更是有两千二百多年。可以说，不论是中国或是西方，翻译的历史都相当悠久。 我国的笔译传统虽然起始于《说苑·善说》里记载的《越人歌》，但《越人歌》只是一个孤立的翻译活动，它并没有触发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我国翻译历史上第一个高潮即佛经翻译的高潮，一直到西域高僧安世高于公元148年来洛阳之后才开始形成。而在西方，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用拉丁文翻译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却成了西方翻译史上第一大高潮的先导。 在翻译理论方面，中国第一篇谈论翻译的文字是三国时期佛经翻译大师支谦的《法句经序》。 概念的界定 中外翻译原则的代表性观点 翻译原则之厘定 “翻译标准?翻译活动必须遵循的准绳，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是翻译工作者不断努力以期达到的目标。” 方梦之《译学词典》2004 翻译标准就是指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做决定时所遵循的原则，也是翻译批评家评判译文的准则。 中国代表性翻译原则： 公元4世纪，东晋名僧道安将梵文译成中文，主张“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他推崇严格的逐字对译。 唐朝名僧玄奘精通汉梵两种语言，他强调译文“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也就是说既要忠实、真切地反映原文的本意，又要通顺易懂。 1898年，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在其例言中首次提出了“三字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言已不达，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易》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信、达、雅” 即 忠实于原著， 译笔流畅， 文字典雅。 ‘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检验，表现出它的生命力。信、达是翻译的基本要求，而‘雅’则表现出一种对翻译的完美追求。翻译决不是奴性的活动，它只有在表现出原作的风貌和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时，才具有生命。 1935年，鲁迅在《‘题未定’草》中提出“忠实、通顺”作为翻译的标准。他认为译者不但必须把原文作者的思想、感情全部传译出来，而且还“必须兼顾着两个方面，一当然是其易解，二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两者不统一时，他又主张“宁信而不顺”。 1951年，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翻译应“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1964年，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是达到了‘化’境，……”。 1978年，范存忠在《漫谈翻译》中说，翻译的原则是“从信、达、雅到正确，通顺，易懂”。 葛传椝在《翻译通讯》1980第2期中谈到：“说‘信’也好，说‘忠实’也好，翻译必须在把原文变成另一种文字时，做到不增、不减、不改。” 1984年，许渊冲在《翻译的艺术》中提出，“忠实于原文内容，通顺的译文形式，发扬译文的优势，可以当做文学翻译的标准。” 1988年，辜正坤发表“翻译标准多元化互补论”一文，认为“用以指导翻译实践并判断译作价值的具体标准不但有，而且不止一个”。 1998年，冯志杰采用了模糊数学中的评判法，根据信息理论提出了翻译的二元基本标准：译文的“信息等价性”和“信息传递性”。 2002年，吕俊提出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翻译标准是：1)符合知识的客观性；2)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3)符合原文的定向性。 外国代表性翻译原则： 1792年，英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在《论翻译的原则》中，提出翻译的三大原则：1)译作应保全原作的思想；2)译作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3)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 1965年，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John Catford）提出“篇章等值”原则，并给翻译下了如下定义：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话语材料用另外一种语言的等值话语予以替代。 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e）提出“动态对等”（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相同）理论。把翻译定义为：翻译是指从语言到语体在译入语中用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