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农村法律信仰危机评.docVIP

依法治国与农村法律信仰危机 张学亮 【摘要】 我们不能仅仅靠论辩、靠灌输“法律必须信仰”,“对法律应多些尊重、多些崇拜”,而使人们信仰法律,而必须以实际的法律运作使他们感受到“还是信仰法律好”,感受到法律值得尊重和崇拜。　 　　　 　　 【关键词】法律信仰;农村法治建设;依法治国 【点击次数】228 【阅读次数】0 　　依法治国确立以来,学者、专家对这一治国方略的讨论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似乎忽略了在中国法治建设中最不应该忽视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法治建设问题。在当代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仍然居住或劳作于农村,约占中国总人口的８０%以上;农村占有最广大的地理区域,为中国领土面积的９０%以上;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地位。正是基于这样的意义,我们说,在当代中国,“农村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而且是一种政策身份。”［１］可以断言,“没有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如果对此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从法治建设一开始就予以足够的重视,那么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重大错误,中国的法治建设就不可能成功。”［２］ 应该指出,在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法治建设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如果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用综合、系统的眼光来考量,那么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这一历史性命题面前,当代的中国农村无庸讳言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多种多样、纷繁复杂,有内部因素,有外在影响;有经济的、政治的及社会文化的制约。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法律信仰问题。 一、 法律信仰危机阻碍农村法治建设 信仰,根据《辞海》的解释,是指“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那么,什么是法律信仰呢?对此,我国有学者认为,“法的信仰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把握方式,是社会主体在对社会法的现象理性认识基础上由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感情和意志等各种心理因素的有机的综合体,是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是主体关于法的主观心理状况的上乘境界。”［３］ 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如果不确立对法律的信仰,就没有法律的出路和法制现代化;如果人们不是从内心真正感知法律、需要法律、敬重法律,人们就无法形成对行为模式的共识和认同,法律的基础就必然单薄、脆弱,法治的目标就无法实现。然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作为法律信仰主体的农民,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心理状态及行为方面既不能自觉信仰法律,又对法律缺乏需求感,不仅不能产生法律信仰,而且会产生一种法律信仰危机。这表现在:首先,人们对立法产品疏远、陌生。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量法律、法规出台,这在构建、完善法律体系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村民对大多数的法律、法规无从知晓,更谈不上掌握与运用。因此,许多法律并没有走近百姓生活,成为他们的必需品。相反,却加深了普通民众对法律的陌生感。人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法律,依然倾向于用非法律方式解决问题。秩序形构与维持所需的具体素材是长期的乡间生活所供给的,诸如“族外交涉”(林耀华语)、“差序格局”(费孝通语)和“爱有等差”(儒家伦理的内核),除非万不得已,它一般不会主动邀请国家正式法律的介入。例如,在处理日常生活纠纷时,老百姓往往想到的是“托人”、“上访”、“私了”,而很少想到要“靠法”。其次,法律权威感在农村的丧失。法治社会法律“至上”,具有最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坚决服从法律,严格依法办事,这也是法律被信仰的基础之一。正如伯尔曼所言,“法律与宗教共享的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这四种要素赋予了法律价值以神圣性,并且因此强化了民众的法律情感。”［４］ 然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法律却没有处于至上的位置。不少农民在谈起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时,总是认为权力可以主宰法律,是不受任何责任制约的力量。现实生活中,农村呈现出明显的泛权力状态,许多基层干部等级观念很强,他们强调权力和自己的权利,而不愿尽义务,甚至认为农民的权利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力予以干涉。再次,人们对法律价值产生怀疑。一方面,长期以来,农民习惯把法看作是用来贯彻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种工具,它不是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是社会强加的,其目的是压迫、限制和束缚自己,自己对法律的遵守是被迫而不得已的行为。因此,时刻想到的是远离、规避和拒斥法律,看不到法律具有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价值要素,法律也因此失去了被信仰的神圣渊源。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农村基层的执法、司法机关存在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