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胜于强权.docVIP

从日心说看出公理胜于强权 波兰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在当时遭到主流舆论的反对。而主流舆论中的某些人甚至不惜动用强权，打压哥白尼的支持者。 而几百年后的今天，公理——日心说胜于不是公理的地心说。 由此可看出，公理胜于强权。 以“苛政猛于虎”、“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等论点，反法西斯战争事件为例，充分说明公理胜于强权。 1918年11月13日，北京城兴奋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由东单迁移至中央公园。北京大学在天安门搭台演讲数日，蔡元培校长发表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他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代他。”蔡元培的理论依据是，战争的爆发，是由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所导致，而今后取而代之的是互助论的进化思想。他说：“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约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约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他又说：“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公理战胜强权？ 战胜，如何才会战胜? 谁的力量的大谁就会获胜！ 什么也不说了，转述一下知道的一个故事吧。 故事是1980年《中国青年报》点名批评一名部长的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搞特权的干部。当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这是28年前《中国青年报》抛给读者的问题。 谁在搞特权？时任商业部部长的王磊。搞什么特权？他在北京一家名叫“丰泽园”的高级饭庄大吃大喝，一顿饭菜几十元，在当时相当于一名普通干部一个月工资，但“付的不过是一碗汤钱”。 面对这样一位“职高权大的‘特殊宾客’”，丰泽园饭庄当时20多岁的全国劳模、厨师陈爱武是这么办的:他先找饭庄党支部的几个委员，又到市服务局“*”，但都不管用。最后，他写了一封检举信，直接寄到中纪委。 不久，中纪委查实情况，发出通报，批评王磊，表扬陈爱武。原本这已“内部”解决，但是，《中国青年报》却于1980年10月16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众。 “这是建国以来报纸公开点名批评的最高级别现职官员。”采写这一报道的记者马北北今天回忆说，“一时间，舆论炸开了锅。” 当时，马北北只有25岁，刚刚进入报社。初获这一线索后，她立刻向编辑部汇报。时任副总编辑的钟沛璋经过慎重权衡，决定展开调查。“最多就是把副总编的职务撤了嘛。”钟沛璋事隔多年后回忆说。 那时，《中国青年报》正开展“怎样认识人生意义”的人生观大讨论。“待业青年”等词汇经常出现在报面上。一家工厂开舞会，书记厂长与青年共舞，这样的新鲜事也可以登上头版。党中央刚刚发出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只生育一个孩子。而那时的《中国青年报》，一份只卖4分钱。 那是一个人们对毛主席周总理生活节俭故事津津乐道的年代，而一个部长竟然在饭庄“吃乌鱼蛋汤这样的高级饭菜”。当时的报上还记载着邮电部部长嫌“红旗”牌专车太费油而坚持要换一辆普通轿车的典型事迹。那时人们对领导干部走后门、拉关系、以权谋私深恶痛绝，“腐败”一词还不流行，人们斥之以“搞特权”。 “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了，怎么还能允许这样的封建特权存在呢？”钟沛璋说。编辑部当即派出一名老记者带领马北北进行调查。两人采访了各方人士，掌握了商业部部长在丰泽园饭庄吃“客饭”留下的记录和菜单。经由记者协调和努力，中纪委在报社送去的审核稿件上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 10月14日，中纪委发出批评商业部部长王磊的通报。16日，《中国青年报》以最快的速度将报道刊出（注:当时一周出三期，15日不出刊）。报道中披露:王磊仅自1977年以来，到丰泽园饭庄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有16次；以那一年他吃的两次存有菜单的菜价计算，仅菜一项就是124.92元，而他只付了19.52元。 这一天，报纸头版最显著的位置给了这篇《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的报道，并配发了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社论说:“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决不是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这天清晨，一列从西安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旅客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这则报道和社论，有人记录下这样一幕:“正在吃苹果的解放军战士，把正咬着的苹果放下，伸直了脖子细听，正收拾行装的干部停住了手，整个车厢立刻静下来。”一播完，“整个车厢里嗡地一下子议论开来。许多旅客连声叫好，有几个人高兴地鼓起掌来。” 就在那时，王磊也听到了电台里的播报。他当天就向中纪委作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