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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 作者：王绍光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 摘要：在19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显示，中国政府既有政治意愿也有财政能力来充当社会市场的助产士，虽然无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两者都有待加强。今天中国社会还存在大量严重的问题，但社会政策的最终出现具有历史转折点的意义。 　　关键词：伦理经济；市场经济；去商品化；社会政策 　　这篇文章标题中的大转型（great t ransformation ）和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 ）都是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那儿借来的。1944年，波兰尼出版了他的巨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尽管距这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 h E.Stiglitz）在该书的新版前言中所说，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他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时决策者不再着力于基本保障和平等，而是大讲发展是硬道理，致力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了追求效率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其他一切都要让步，包括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当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一个下溢假设（trickling down effect ）相当盛行：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饼越做越大，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 　　在这种意识形态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分三个阶段经历了从伦理经济演化到市场社会的转变。第一阶段是市场的出现（1979-1984年），其间零星的商品交易市场开始出现，但它们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仍十分有限，行政权力对经济行为的干预依然很强，非市场体制与关系仍然占据上风。第二阶段是市场制度的出现（1985-1992年），其间一套相互关联的市场制度开始出现，如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土地市场等。到这个阶段，等价交换、供求关系、竞争等市场原则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它们还没有大规模侵入非经济领域。第三阶段是市场社会的出现（1993-1999年），其间市场原则开始席卷非经济领域，大有成为整合社会生活机制的势头。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转变，伦理经济的格局逐步瓦解。各级财政之间的关系从大锅饭变为分灶吃饭；政府财政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软预算约束变为硬预算约束；在给农民生产自由的同时，农村实行的大包干解除了集体对个体的责任；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城镇职工的铁饭碗.随着农村里的村庄和城镇里的单位逐渐剥离社会职能，演变为纯粹的经济机构，村民和职工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便失去了保障，必须靠个人花钱购买。 　　市场原则干预的范围可以用商品化的程度来衡量。卫生领域就是一个例子。改革开放以前，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支出和社会支出（公费医疗加劳动保险）占80%以上，患者自付部分低于20%.因此，那时虽然有看病难的问题，却没有看病贵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支出部分开始缓缓下滑，但政府预算支出部分的比重仍在上升，一度升至接近40%.1980年代中期是个明显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政府预算支出和社会支出双双急剧下跌，到新世纪的头几年跌到谷底。2002年，前者所占比重降至15.21%，后者的比重降至26.45%，两者加总不过41.66%.政府预算支出和社会支出萎缩的后果是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2000-2002年间，这个比重已高达60%.换句话说，中国的卫生体系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由私人筹资的体系，公共支出只是填补空缺。这个转变从根本上将治疗疾病的责任由从前的政府或社会保险承担转向病人自己承担。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卫生总费用中居民个人支出部分在发达国家平均是27%，在转型国家是30%，在最不发达国家是40.7%，在其余发展中国家是42.8%；中国的医疗卫生领域此时恐怕已变成世界上最市场化的领域之一。市场只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服务，无怪乎现在相当多的中国城乡居民抱怨看病贵。 　　医疗卫生只是受市场原则侵蚀的非经济领域之一；在此期间，教育等其他非经济领域也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