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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精英”人才 银寿 　　“精英”的本质在于创造性。纵观古今中外，历史进步的法则是，精英引领历史，大众决定历史。社会新的进步因素永远是从少数先知先觉者中产生的。然后，精英的创造性因素，在为大众所普遍接受，并外化为具有相同特征的政治经济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的时候，历史才呈现出新的面貌。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所谓民主社会，并不简单是使社会平民化乃至平庸化，而是通过民主选举、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等方式，一方面挑选精英进入社会管理层，以实行科学的治理，实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方面制约精英使其不得滥用权力，以保障普罗大众的权利不被侵夺。简单地说，民主就是大众选择精英而又制约精英的政治制度。　　　　泛泛而论者，以为精英等同于有钱人、有权人或知识分子。这是导致“精英”一词滥用、可能“沦落风尘”的主要原因。不管怎么说，“为富不仁”的有钱人、“以权谋私”的有权人、“趋利媚俗”的知识分子，是算不上真正的精英的，绝不会为大众所认同。　　　　时势呼唤精英，呼唤各行各业而非局限于政治领域的精英，呼唤能够适应变革目标要求具有创造性的精英。历史的经验表明，只要各行各业各领域那些能够适应变革目标要求并具有创造性的精英成长起来、整合起来，就完全可能使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得既丰富又有序，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精英”一词变时髦了。曾几何时，人们对它还是有忌讳的，现在则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了。究其原因，一是变革的时代呼唤精英。“时势造英雄”，首先时势需要英雄；二是人们不再囿于领袖与群众关系上的固有观点，对少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有新的更加肯定的认识；三是一般人凭感觉喜欢使用这个词，无论自诩为“精英”，还是许人以“精英”，可以满足某种精神上或宣传上的需要，如冠之以“知识精英”、“财富精英”，称某楼盘、某商品为“精英之选”，等等。不管什么原因，鱼龙混杂，“精英”总有滥用的危险，其后果可能如“小姐”一样“沦落风尘”。因此，需要有所辨析，不单是为了维护语言的纯洁性，更是由于“精英”一词涉及许多重大的认识问题。 　　从语义上说，“精英”指出类拔萃之人。在不同类型的群体中，它必然是指那些起领导、组织或主导作用的少数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乃至任何一个群体，它能组合在一起，它要团结和谐、增强力量，它要明了方向、实现目标，不能没有精英。哪怕武大郎开店，矮子里也有拔尖的。 　　但严格说来，精英并不只是数量上的相对概念。“精英”蕴涵“精华”的意义，真正的精英是大浪淘沙、披沙拣金的产物。所以，少数人并不必然是精英。历史的进化过程，不单是时间的流淌。在许多时间段，或是时代和社会太过平庸难以出产精英，或是精英被平庸的时代和社会“逆淘汰”而沦落了。 　　作出上述区别很重要。“精英”的本质在于创造性。纵观古今中外，历史进步的法则是，精英引领历史，大众决定历史。社会新的进步因素永远是从少数先知先觉者中产生的。然后，精英的创造性因素，在为大众所普遍接受，并外化为具有相同特征的政治经济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的时候，历史才呈现出新的面貌。在这个意义上，说“时势造英雄”是对的，反过来说“英雄造时势”并不正确，只有英雄和普通人即精英与大众紧密结合，精英代表大众、大众拥护精英，才能真正创造历史。但从逻辑上说，创造历史首先得有精英。 　　中国古代文明的成熟时期，在汉武帝以后的二千年；其创造性的形成阶段，则经历了春秋、战国、秦和西汉初期，至汉武帝时奠定基本格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革故鼎新自不必说，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也不用说，单说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期，那样一个星光灿烂的时代。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探险家张骞，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音乐家李延年，集中出现在这一时期。这些代表人物的许多活动及其成果，都具有开创性的特点。如司马迁著《史记》，改变分国割据的历史观念，建立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统一，巩固和发展主体民族的历史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骞西域“凿空”，是陆路交通时代可以类比“地理大发现”的伟大壮举。特别是董仲舒，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的名义下统一起来，使之适应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在汉武帝和这些代表人物的身上，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在其上升时期所具有的活力和创造力。此后整个封建制度以秦汉制度为基础、汉民族以“汉”为族名，决不是偶然的。 　　在那样一个类似于传统中国(把秦朝至清朝看作一个整体)的建国年代(春秋至汉武帝时期)，龙虎风云，英才辈出。在这个年代的许多代表人物身上，的确体现出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君子风范，甚至不乏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