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序.docVIP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总序 HYPERLINK /?writer=许滌新许滌新 一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提起这部书，首先使人深深地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那是在1960年春，我参加了周恩来同志在广东从化召开的政治经济学学习班，这次学习班的主要任务是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但同时，也讨论到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问题。二月末，学习班快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提出应该编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他说：“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几乎都是以欧美特别是以英国的材料作为根据的，看不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当然也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现在，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完成，我们有条件对它作一个历史的总结。这本书如写得好，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帮助，对中国青年的教育有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同志的提示，实际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心愿。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1】1960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的读书笔记中又说：“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据我所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日本长野朗曾写过一本；而中国人却还没有写过，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那时候，我在负责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作；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行政管理工作，正是工商局的主要业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承孙治方同志的热心支持，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冶方同志当时是所长）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组织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研究室”，人员都是工商局的，编制在经济所。我从广东回来后，就把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具体工作交给了这个研究室。现在参加吴承明、方卓芬、方行、胡铁文、汪士信、黄如桐、王水、石奇、简锐、郭太炎诸同志，都是当时工商局的成员；只有吴太昌同志是1980年参加的。 　　工作的第一步是收集、整理资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却没有给我们留下应有的记载。这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迟迟没有人入手的原因之一。为此，在1985年，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拟定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研究工作五所规划（草案）》，它首先就是一个收集、整理资本主义行业、企业历史资料的规划。同时，经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统战部发文给有关单位，要求有关党委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原书似缺字，光盘编者））支持这一工作。随即在十来个资本主义企业比较集中的城市，以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科研单位为主，成立资料班子，吸收工商联和老工商业者参加。其中上海、武汉、广州、重庆、青岛、哈尔滨等地都是比较有成绩的。陆续收集和整理出一批行业、企业的史料，其中有八部由中华书局出版了。 　　我想重复一句，在这个工作中，许多老工商业者提供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解，有的还搬多年账册和文契，他们是有贡献的。现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领导下，还有十部工商行业史料正进行整理和编写。 　　这时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不少地方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也在组织力量整理、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并陆续出版了一些史料书。其中有的是经过专家鉴定的文献资料，有的是经过广泛的调查的资料。没有这些可贵的资料，本书的编写，是不可能的。 　　十年动乱中，这些工作都停止了。这本原应在十多年前就和读者见面的书，也难逃这一劫运！ 　　当时，我丧失了进行这一工作的条件；研究室的同志都进了干校，也都丧失了继续进行这一工作的条件。但是，林彪、“四人帮”的这种残酷折磨，并没有使我们的脑子停止思考。我在牛棚里，重新学习《资本论》，写下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后来以《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研究室的同志也没有停止思考，我还应提出，这时候史学界有些同志，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利用研究《红楼梦》时代背景或打着“批儒评法”招牌，进行了大量史料工作，尤其是发掘了一批档案、碑刻材料和民间文书材料，对本书的编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由衷感谢这些同志们可歌可泣的劳动。 　　1973年夏，我获得自由；翌年，原工商局的几位同志也恢复工作。我们立即把撰写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的任务重新挑起来了。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开始不久。在我们的小型追悼会上，大家含着眼泪，表示要以完成周总理交办的这一任务，来纪念这们无私无畏的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一生的巨人！“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邓颖超同志曾在电话中询问我家情况时，也问及这部书的问题，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