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思想廉政内涵.docVIP

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 一、周敦颐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创理学一脉。宋代理学的产生，是中国儒学的第二次复兴（第一次儒学复兴出现于西汉时期）。儒家学说的最大优点，就是它自西汉以来，就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学派，如阴阳、五行和释、道思想中能为自己所能容纳的东西来不断丰富自己。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就出现了一批儒家学者以承接韩愈的“道统说”为引，开始了儒学的第二次革新活动。周敦颐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记载：“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善微言，绝之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这说明了周敦颐是第一个阐发“心性义理”学说的人，他打破了“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幽暗，使儒家的圣学重放光明。周敦颐的学说在后来又被朱熹、张栻等人发扬光大，周敦颐被朱熹誉为“先觉”，被张栻尊为“道学宗主”。可见其在理学开创事业上的伟大贡献。周敦颐的理学思想，为尔后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提供了核心和骨架，所以周敦颐被誉为“得圣贤不传之学”的理学开山鼻祖。 （二）开湖湘新风。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分支，是三湘大地人才辈出的文化基础。关于其起源，许多人认为其源于周敦颐的濂溪学。清代大学问家王闿运曾作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就点明了湖湘文化与濂溪学的渊源关系。著名学者梁绍辉先生曾说：“湖湘之学源自濂溪，创于胡宏而盛于张栻，流于明清而接续近现代，形成了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跨时代人才群体。”周敦颐的思想对湖湘文化及湖湘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是“立诚成圣”思想。周敦颐认为，无论是做官，还是学道，都必须先立“诚”，要无私无欲。历史上的湖湘志士，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非常注重道德修养，并以一种强烈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当时的社会运动中去。左宗棠、曾国藩、蔡锷、毛泽东、陶铸等，无不如此。 二是刚正耿直的品格。周敦颐在南安任司理参军时为伸张正义与上司据理力争，宁肯辞官也不屈服，在合州任判官虽受冤屈而不卑躬屈膝等行为，无不是湖湘人刚烈性格的真实写照。 三是兴学重教的思想。周敦颐每到一处为官，都身体力行地设教讲学。他在郴州任县令，首倡办学，写有《修学记》并在公斋里讲学；在邵州（今邵阳）建学馆修学舍，亲自主持开学典礼。明隆庆《永州府志》载：“里中人言学，永道间多亲炙其教”，在永州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儒生。周敦颐去世后，江南以濂溪或以濂为志而命名的书院比比皆是。 （三）奠廉洁文化之基。中国的廉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在《尚书·皋陶谟》中有关于“廉”的论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其中“廉”被看作为官的九种素质要求之一。《周礼·天官·小宰》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在这里，“廉”是一种考核官吏政绩好坏、裁断高下优劣的标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廉”的论述亦十分丰富。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韩非子·解老》）。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管子·牧民》）。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众多论述中，“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政治评判标准出现的。而将“廉”与“洁”有机结合形成独立的廉洁文化，并且发挥其独有的教化功能，周敦颐无疑是第一人。他在其千古名篇《爱莲说》中以莲喻“廉”，以莲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度概括为官之德与为人之德，使廉洁文化从此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得到发扬光大，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为官从政者。 二、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 （一）立“诚”以修身。周敦颐在其《通书》开篇就提出，“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在周敦颐看来,“诚”是“纯粹至善”的做人之本，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础，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行为准则。一个人，只有不断追求“诚”并实践“诚”，做到“乾乾不息于诚”，才能真正实现“圣人仁义中正”的目标。对于如何进行立“诚”修身，周敦颐认为有两条途径： 一是主静无欲。人非圣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但君子要成“圣”，必须设法克制甚至去除欲望。与孟子主张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不同，周敦颐认为，“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养心亭说》），即通过养心达到无欲的境界，才能“诚立、明通”。是故“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要养心必须做到一个“静”字，即“寂然不动”以至于内心安宁，让心性保持一种清净澄明的状态，通过不断自我反省和感悟，如此方能“立人极焉”。 二是安贫乐道。在周敦颐看来，钱财名利等皆是身外之物，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