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绅晚年生活.docVIP

清代官绅的晚年生活 官员和绅士到了晚年，早已功成名就，自宜于优游林下，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享受美好的人生。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举的赵翼（1727－1814年），在六十年后的嘉庆十五年(1810年)因重赴鹿鸣宴而自诩：“中岁归田，但专营于著述，猥以林居晚景，适逢乡举初程，蒙皇上宠加旧秩以赏衔，准随新班而赴宴。”晚岁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笔者近日阅览了清朝人物的百余种年谱，再回忆以往读过的清人传记，感到赵翼式的优游林下者有之，而不安于此者亦复不少，不可得此境遇者则更多。如若把他们的晚景归纳分类，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醉心撰述 笔者发现许多以文字为生的学者，或以撰著为主要职责的官员，无论在什么年龄段，对于研究学术都有兴趣；到了老年，仍孜孜不倦，继续著书立说，以之为人生的追求，写出大量的著作。另外以行政事务为主的官员，科举出身，本来有能力写作，晚年利用时间舞文弄墨而乐此不疲的也大有人在。 人们一提到明清之际的学术大师，必定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年）著述等身，年过花甲之后，新著和总结以前的著作又出了一批。他是余姚人，平时阅读诸家文集，凡是关涉到家乡的文字都记录下来。到六十三岁（1672年）时，将《姚江逸诗》十五卷梓刻行世，同时还辑有《姚江文略》、《姚江琐事》。次年到宁波天一阁阅览，把流通不广的书抄出书目，其他学人辗转抄写，从而使之流传于世。 康熙十四年（1675年）黄氏编辑成《明文案》，多达217卷，后被辑入《四库全书》。六十七岁将代表作《明儒学案》写成，这部巨著总括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史。自订《南雷文案》于七十一岁，并由门人校刊。到七十九岁，将《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修订，删汰三分之一，编成《南雷文定》。八十三岁得重病，应酬文字一概摒绝，力疾整理文稿，将平日读《水经注》的心得汇辑成《今水经》；适值《明儒学案》刻印校对，口述序文，由儿子代书。从这一年起，所作的文章，命名为《病榻集》。次年（1693年），将《明文海》482卷选成，又从中择出尤须阅读的文章编成《明文授读》。八十六岁寿终正寝，殁前，犹作《葬制或问》、《梨洲末命》等文。 顺康时期的诗坛祭酒王士祯（1634－1711年）成名甚早，然而终身在写作诗文。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六十二岁，任户部侍郎，“部务稍暇，与同人、诸及门为结夏文字之会”，将以前的诗词和杂文汇编为《蚕尾集》，古文词另编成《渔阳文略》。次年奉命去川陕祭祀山川，写诗百余篇，集成《雍益集》，并作《秦蜀驿程后记》、《陇蜀会闻》，还认为自己写的诗少了，不如前次去四川作的多。六十六岁在都察院左都御史任上，撰成《古欢录》。康熙四十三年七十一岁结集《蚕尾续集》，同年因办案得咎，罢职回籍。七十三岁将当年写的诗集成《古夫于亭稿》，次年又将新作编成《蚕尾后集》。七十六岁新作《分甘余话》。辞世前一年的七十七岁已病得很厉害，仍有《己丑庚寅近诗》问世，同时《渔阳诗话》也编成。他的全集《带经堂集》92卷在他逝世后数月刻成。他自回籍即开始写作年谱，后来因病不能握管，口授由儿子代书，完成《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可知他在晚年，年年有新作、新书，与黄宗羲一样始终没有停笔。 以编刻《士礼居丛书》闻名于世的黄丕烈（1763—1825年），一生访书、购书、借书、抄书、著书、出书，被世人视为“书淫”。六十岁时家已贫乏，除夕那天出卖元版《国朝名臣事略》度过年关，次年冬又出售元刻本《东坡乐府》。可是他还购进来宋刻本唐人的《碧云集》、明抄本《李群玉诗集》，与友人石韫玉、尤兴诗等人结成问梅诗社，频频开展活动。每会必赋诗唱和，并坚持校书写记跋。辞世之年跋校本《封氏闻见录》，为顾秀野藏抄本《珩璜新论》连续三次作跋，为《李群玉诗集》写跋，再跋。 金石学家、朴学家、日照人许瀚（1797—1866年），著有《攀古小庐文》。六十四岁时因捻军战争，书版被毁。这时贫病交加，足不能行，但是“手未尝释卷”。朋友怜悯他，推荐他到县书院主持讲席。他为增加收入，写信与吴重周联系，乐为吴式芬校订金石学著作《攈古录》。并要求将《金石汇目分编》一同校勘，结果如愿以偿，将《攈古录》20卷校定。 南海人吴荣光（1773－1843年），任至湖南巡抚，六十八岁休致，次年作出《辛丑消夏记》，自订年谱亦写至这一年。七十岁出版《筠清馆金文》、《筠清馆金石文字》，并开始撰著《历代名人年谱》。及至病笃，研究工作仍未停顿，不能执笔，请人代书。儿子们怕他劳神伤身，劝他歇息，也是不听。原来吴氏“无他消遣，依然手不释卷，是以精神消耗，虽日服参剂，竟未奏效”。不过，17卷书总是完成了，未留遗憾。 以上几位，晚年仍醉心于写作，究其缘由，约有三种。一是多年形成的习惯，继续青壮年时期的事业，是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