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政府的治理”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及其边界.docVIP

“没有政府的治理”：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及其边界 王向民 【专题名称】【专 题 号】C3【复印期号】2014年09期【原文出处】《》(沪)2014年6期第138～150页【作者简介】王向民，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中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概念与解释体系的发现与重塑，而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核心命题是，在一个地域庞大、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里，国家或政府权力应当扮演怎样一种角色，不应当做什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应当如何清理，社会组织能否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否具有传统的基础？现有的解释大多从西方研究中的“没有政府的治理”概念与理论加以阐释，那么，它有多大的解释力，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有怎样的不同？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明清时期的南方社会组织及其公共服务为例，论证源自西方的“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条件与解释边界。????没有政府的治理：问题的提出????“没有政府的治理”，像近代以来的其他命题一样，具有浓烈而清晰的西方学术背景，是几种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理论合流的中国因应。首先，作为明确提出者，罗西瑙主编的专题著作《没有政府的治理》，讨论超越权威性统治的全球治理理论，强调去除强制服从关系，建构协作、参与和互动的模式。其次，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治理理论的兴起，尤其是企业化的政府改造及政府再造理论等理论的推动，强调市场与国家的分立，政府应当向企业学习，建设企业型效率政府。进而，在公共管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形成了多中心治道理论，强调NGO(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或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合作功能。最后，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或市民社会理论，尤其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大行其道，公共领域或社群社区成为不同学者的关注中心。这些围绕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共同建构起“没有政府的治理”这一宏观分析框架。????“没有政府的治理”理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激起了理论界的强烈回应，以两种面貌盛行于两个研究领域，以期建立中国“市民社会”的历史经验与“公民社会”的政治发展。首先，市民社会分析框架下的晚清社会史研究。继“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西方命题中国因应之后，史学界自1990年代初就开始热烈讨论“晚清以来的中国市民社会”问题。西方汉学家或支持或反对地提出国家与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分析框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Rowe)的“汉口研究”两部曲，他从大量史料出发深描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的生活状态，认为至19世纪末，中国城市社会已如同西方，渐渐发展出欧洲资产阶级初期所特有的“公民社会”及“公共领域”。在市民社会分析框架之下，大量研究者将家族、会馆、行会、寺庙道观等社会组织放置于西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框架下加以审视，晚清民国时期俨然形成了类西方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但是，史家注重描述的学科本能也使他们展现出较多的清醒与谨慎，引起了一场将西方理论运用于近代中国研究的解释力争论。????其次，因应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没有政府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分析框架与政策议程。第一，从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演进看，国内学界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从治理到善治的演变，政府角色也由统治型、全能型向服务型、治理型转变。第二，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主流，NGO(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以补充政府服务之不足，多中心治道理论得到阐发。第三，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强调国家与社会分工合作而非对抗竞争的法团主义成为主导性分析框架，共青团与工会等人民团体研究得到启发，枢纽性社会组织成为官方社团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然而，让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研究者纠结的是，中国的社会组织或社会领域却始终无法获得它们在西方社会中的那种独立性与自主性，因此，研究者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与公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研究一直处于既爱又恨的矛盾状态中。????无论是史学家严谨的警惕，还是社会科学家的纠结，都反映了中西话语的“同床异梦”，同一概念之下，中西方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与政治社会所体现的组织结构。因此，中国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研究更像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或者说学界的现实期待与理想愿景。毫无疑问，中国研究必须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地方性历史经验的限制，而否认“没有政府的治理”这一命题所具有的普适价值。“没有政府的治理”提出了一个中西方共同面对的元问题：能否在政府直接治理之外形成一种自发而有效的社会自治，由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换言之，“没有政府治理的公共服务与公共生活是否可能”由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历史文化与地域经验的交织之下，充满着颉颃与冲突，故此我们需要剥除历史与地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