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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研究(赵军) == [2006-12-1 9:20:47] == 目次 一、贫困与农村贫困 二、农村反贫困的路径选择——反贫困法律制度 三、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的构建 　　一、贫困与农村贫困 　　（一）贫困 　　对贫困进行界定是研究反贫困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上看，由于反贫困研究一开始就是一项对策性很强的应用型社会科学研究，因而贫困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界定。 　　笔者认为，反贫困及其法律制度所要解决的，首先是人的生存问题，其次是人的发展问题。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缺乏属于绝对贫困的范畴；而基本发展能力的欠缺和作为一种社会评价的生活资料的相对贫乏则属于相对贫困的范畴。本文研究贫困的目的，在于针对阻碍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因素，提出构建我国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的思路，因而，对于贫困的界定应当以我国的现实情况为基点，肯定绝对贫困的存在，同时，要用辨证的观点，承认作为一种社会评价的相对贫困的概念，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作为贫困的两种表现一并加以承认，从而使反贫困法律制度既具针对性，又有前瞻性，并实现反贫困工作的持续性以及从反绝对贫困到反相对贫困的平稳过渡，最终达致社会整体的持续与协调发展。 　　因此，本文所谓贫困，是指缺乏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或者不能达到特定地区在特定时期的平均生活水平且缺乏发展能力的一种人的生存状态。贫困首先体现为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由于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是保证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生理上和物质上的存在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并且求生是人的本能，因此，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是贫困最重要、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克服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也就成为反贫困尤为基础的工作。从法律上讲，物质生活资料事关人类的生存权，而生存权是人类的首要权利，是人权的基本内容，对于人类生存权利的维护和保障是社会对法律最基本的要求，因而反贫困的法律制度安排必须充分关注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问题。贫困的第二个表现是发展能力的缺失。人类社会占有的资源是有限的，而有限的资源在个人之间的分配又是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产生于两个因素：其一是个人禀赋的不同；其二是规则体系的制约。对于个人禀赋较差的人而言，其改造自然、适应社会的能力也相应较低，其占有的物质与精神层面的资源较少，故其处于贫困状态；对于受社会规则体系限制的人而言，权利义务配置的不平等则制约了其改造自然、适应社会的能力，使其能力不能按社会需求发展，由此也会使其陷于困顿之中。 　　（二）农村贫困 　　1．农村贫困的界定及其衡量标准 　　贫困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其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从空间上讲，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存在数量不等的贫困群体；从时间上看，每时每刻，都有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贫困群体在困苦中挣扎。而农村作为农民生活的主要聚居地，作为以低效益的农业为主导的产业实施地，其贫困状况更具有普遍性。对农村贫困问题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构建完善的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也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要求。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一如贫困的一般衡量方式，对于农村贫困的把握也是通过对贫困线的界定来实现的，贫困线是对“贫困”的度量标准。 本文认为应当将贫困区分为绝对贫困、基本贫困、相对贫困，相应地，将贫困线区分为三条：生存线、温饱线和发展线。生存线是满足最起码的生理需求的最低费用，类似绝对贫困线；温饱线是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最低费用；发展线是达到基本上能自给有余的最低费用。并在划定相应的贫困线的基础上构建相应的法律制度。 在构筑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对于贫困标准即贫困线的划定是确定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调整对象的基础，也是实现法律体系的整体调控目标的条件。确定贫困线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国际上通用的确定贫困线的方法主要有恩格尔系数法、数学模型式、基本需求法、比例法等。但笔者认为，尽管国内外理论和实务界对贫困有一定的认定方法，但正如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贫困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所言：“那种在给定的社会中，存在着一致性的贫困线的假设是对事实的歪曲。” 因此，在构建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中，为了妥善解决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变革性之间的矛盾，法律对于贫困标准的界定只能是原则性的、指导性的，不宜规定具体的数额，可代之以一定的人口比例，即确定收入处于国民整体收入水平底端的某一比例的人口为贫困人口。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不论物价和经济走势如何，通常把20%最低收入的人口视为贫困人口，这可资借鉴。此外，鉴于我国城乡间及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于贫困标准的界定可以通过授权立法的形式，由各个地方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情况具体确定。 　　2．农村贫困的原因探寻 　　贫困既是一种系统现象,又是一种均衡状态。在封闭条件下,这种均衡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