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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极：城市化与征地制度的改革 周其仁 （周其仁在长沙参加“晨报会讲堂”时表示，土地该改革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下一波强有力的增长，特别是以确权为基础，带动资产的流动、集聚、资本升值，让城乡人民分享。在演讲中高度评价了成渝模式，认为是未来中国城市化的一种可行性方案。他表示，城市化是经济自由的结果，“应当让农民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土地，让他们分享城市化的价值，实现双赢。”） （“农民进城可能永远不回农村了，那他原来拥有的土地和房屋权利就得有一套相应的权利体系来保证它的流转。”对此，他呼吁立法确定农民土地转用权利推动土地流转。） 城市化和人口流动 年末岁初的时候可以看得远一点，经济形势当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形势和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面临的形势有共同性，形势当中有一部分总是你不可控的。欧债坏成什么样？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挽救回来，有很多不在我们手里的因素。 经济形势当中还有一部分在我们手里的因素，我自己的倾向，把自己手里的因素下更多的力量来做研究，因为不可确定的东西，欧债主要是最发达国家的一次债务危机，看起来这场病是非常慢性，不会有很快的药把它解出来。但是发达国家人均几万美元的GDP，很高的收入，慢一点慢得起。中国情况就不同了，除了总量全球第二大，可是人均还是不高的水平，同时我们这个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增长停止下来，我们过去多少年外向，高度依赖出口，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世界主要的市场欧、美、日收入增长、经济增长都迟缓，势必会影响中国。中国一定要找到不那么依赖发达国家增长的源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选了今天的这个题目给大家做交流。 中国自己有一个增长的机会，就是在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知识、人力等方方面面的资源基础之上，加快中国城市化，争取一个持久的、内需推动的经济增长。国际市场恢复得早，经过WTO之后的十年，中国的企业、产业界练就了这个本事。欧美市场回来，中国竞争力摆在那里，继续可以挣钱。要是非常慢，遇到麻烦、遇到挫折我们也不能够跟着他，我们要找到内需发动机，这个题目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 我先讲城市化，征地制度改革。回答问题的时候再涉及到一些短期的，为什么说城市化有很大的机会呢？城市化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指标，多少人住在城里。所谓城市化率，就是有多大的比例的居民住在城市或者住在城镇。这么一个居住空间的变动，为什么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的机会？同时，你要抓这个机会，要求我们的体制、政策、观念、行为发生哪些变化，这是今天我向各位报告的主要内容。 先来看看实际的情况，中国经济现在是第二大，2010年超过了日本，当然欧洲如果算做一个欧盟，那他是第一大，美国第二大，中国第三大，但是按国家论中国是第二大。但是我们城市化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家看看，上面那张图是美国的城市化率，美国大概在1910年的时候，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时候，他的城市化率，居民当中住在城市的人口达到46.6%，差不多是中国今天城市化率的水平。而且我们的城市化率，里头有很多统计口径，不讲细节，我们里面还有讲半城市化人口，看起来在城里打工、生活，可是生活是不健全的，老家还在农村，还没有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 在我们的统计口径上，有户籍人口，真正在城市的户籍人口，33%而已。现在40%多的城镇人口当中，还有一大部分叫做常住人口，一年有6个月在城市住就被记录为城镇人口。把常住人口算进去，也就是191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的水平。中国达到城镇化水平，也就相当于1960年以前日本的城市化水平。这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值得研究，这个指标还是比较低的。 按照世界各国的趋势来看，经济发展这个指标会有明显的持续的变化，不是人越富越散，而是人会越住越集中起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很低，是不是因为穷？当然城市化率低跟贫穷有关，但是我们有一个指标也很有意思，世界各国工业化，比如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这是一个指标，各国通常什么情况呢？各国通常都是城市化率那个数字高于工业化率，一般说来如果GDP当中有20%—30%的产出是工业产出，达到这个水平，城镇化率就靠近50%。中国有一点特别，中国是工业化指数可以很高，我们在很早以前就达到了50%，GDP的一半就工业产出。我这里用的数据是1999年的数据，工业化已经占GDP50%，但是城镇化率只占总人口的30%。 这个数据概括出来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为什么发生滞后呢？其实这跟我们过去学苏联经济模式计划体制是有关系的，因为计划体制限制很多，居民自有的选择，限制企业的自有选择。你在哪里干活、哪里挣钱？过去我们有户籍，有劳动，有一套非常强硬的规章，你生在哪里到哪里工作，这都是定好的。不能让人自由的跑来跑去。 比如迁徙自由，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宪法，但是发生了五八年大跃进遇到的经济困难以后，这个政策就收拢了，不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的跑来跑去，我们就有一个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