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卷权力制度化的追求与挫折民国政制史论纲.docVIP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literature, means of observation, behavioral approach,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the pattern of information-seeking of local and oversea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Basic pattern strategies of technology information-seeking 权力制度化的追求与挫折：民国政制史论纲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邓丽兰 摘要： 民国初年制度移植受挫，除客观社会文化原因外，更主要的是中国思想界主动追求“改造代议制”的结果。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制度选择追求超越型宪政模式，却带来制度实际运作的困难，不得不转而“重回代议制”。制度反复选择的结果是制度与价值的疏离、制度与利益的疏离、制度与行为的疏离。民国政制的演变始终处于一个寻找制度的过程，未能完成正常的制度转轨，这成为民国政治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也使制度文明建设的历史性任务，成为跨世纪的问题。 关键词： 权力；制度化；国会；政党；宪法 邓丽兰（1966-）四川沐川县人，天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国政治史、近现代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研究。通讯：300071 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电话022电子邮箱：denglilan＠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也从结构主义、行为主义转向新制度主义。权力制度化意味着政治行为遵从组织与规则的约束，通过制度来裁定政治过程中的利益的表达、整合、分配、冲突。皇权主义散失后，权力制度化成为民国政治的一大难题。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 一、权力制度化之第一期：移植代议制（1913-1923） 民国肇始，西式宪政民主试验在中国得以尝试。议会、宪法、政党，可谓西方宪政体制的三块基石。民初的制度移植中，建立国会、组织政党、制定宪法等相继推进。 清末预备立宪中建立起来的资政院、咨议局，带有西方议会的雏形。民初议会起源于各省都督府联合会及稍后的临时参议院。1913年4月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这是民国史上正式试行议会政治之始。 宪法处于权力制度化的核心地位，它提供制度化的逻辑与规范。因此，制宪问题成为民初权力制度化的关键所在。根据临时约法，宪法起草委员会由两院议员中选出同等数目之宪法起草委员组成。1913年3月，由两院议员中选出的起草委员在天坛祈年殿开始起草宪法。 民初一度有三百多个政党，但人们很快开始认识到两党制度才是稳定的政治结构，各党派之间的合并一度相当流行，多党林立的局面很快为两大政党的结构所取代。同盟会改组并与他党合并后的国民党在首届国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进步党则成为第二大政党。 然而，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毕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制度设施可以移植，孕育制度的文化却非一日可以造成，制度所蕴涵的精神与气质更不是模仿可得。因此，民国初年的制度移植很快陷于无法有效运转的境地。 移植受挫的第一环是政党政治的破产。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却不为袁世凯所容。宋教仁被暗杀使部分国民党人再次掀起“二次革命”，放弃议场政争，走上武力解决的道路。而袁世凯则借机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孙中山遂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在组织方式上回归同盟会时代。而进步党人也认为，袁世凯复辟是党争的结果，转而主张“不党主义”，主张有国家而无党派，有公理而无党派。1916年国会重开后，各政派不再以政党名目相号召，“除了什么韬园、潜园，什么胡同、大街，什么系、会等名号以外，党员心目中便只有金钱同官位”[] 。“不党主义”、政派政团的私利化瓦解了宪政民主试验的第一环。 移植受挫的第二环是国会运作的失灵。技术层面，因倾慕英国式的议会主权而加大了国会的权重，使袁世凯感觉国会总是“捣乱”而最终选择抛开国会行事。人为方面，国人并无民主政治之下生活的经验，对国会作为民意代表的功能并不理解，一旦运作不畅便出现举国上下的失望与诋毁。国会常被指摘为“议院专制”，多次被解散，且因政局关系而分裂。一些维护制度运作的方法也以损害合法性作为代价通过立法延长议会任期、发给出席费、修改通过程序所规定的多数比例等等。贿选触发的宪政危机中，贿选] （p422）由此，民国政制的演化进入权力制度化的第二期，即改造代议制时期。 二、权力制度化之第二期：改造代议制（1920-1946） 正当中国移植西方政制出现挫折时，恰逢在议会政治的诞生地欧洲也出现种种危机。直接民权、普选权运动的兴起日益凸显出代议制“精英统治”的缺陷，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职业主义、苏联共产党人创建苏维埃制度的尝试等，都是对代议制民主的强有力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