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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文学 一、西晋的社会文化环境 1、客观历史情势：晋室“三祖”——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先后为西晋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使得晋武帝司马炎登基十分顺利，因此，西晋建立时，政权比较稳固，统治者没有采取任何严厉的政治镇压措施，朝廷里显出一派雍熙辑睦的气象，政策上也表现出宽松大度的倾向。 2、最高统治者：司马炎性格少狠毒残忍的品性，比较宽宏纵任，豁达大度，在位26年，没有杀过一名臣下，连一般的惩罚治罪也很少，即使犯颜极谏，也不加责罚； 凡关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难。而人主若不能虚心听纳，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结舌。每念于此，未尝不叹息也。故前诏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几得以发懞（méng）补过，获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虽文辞有谬误，言语有失得，皆当旷然恕之。古人犹不拒诽谤，况皆善意在可采录乎！近者孔晁、綦(qí)毋龢(hé)皆案以轻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区区之朝，无讳言之忌也。” （《晋书·傅玄传》） 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纼（zhèn：穿在牛鼻子上的备牵引的绳子。）断，诏以青麻代之。临朝宽裕，法度有恆。高阳许允既为文帝所杀，允子奇为太常丞。帝将有事于太庙，朝议以奇受害之门，不欲接近左右，请出为长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称奇之才，擢为祠部郎，时论称其夷旷 。（《晋书·武帝纪》） 文化建设方面：崇尚儒术，扩建太学，欲复兴儒学；对其他文化采取宽容的政策； 司马炎完成了政治上的大一统，而没有推行文化上的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颇为少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晋一代文化生态状况及其性质，而武帝之后，朝政混乱，文化学术领域完全无章可循，出于放任自流状态。 总之，西晋的文化学术环境始终比较宽松，而西晋文化就在这宽松环境中得到比较自由的发展，而自由发展的结果是多元文化局面的出现。 儒释道三者鼎立局面在古代史上以西晋作为滥觞，不过就文化影响力而言，三者并不平衡， 儒道的影响无疑要大得多，其中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玄学，影响尤大。士大夫各投所好，形成西晋士人文化思想学术上的多元化局面。这是在宽松的大背景下形成的西晋文化基本特点。 西晋玄学更为任诞放纵，生活上的放纵与道德上的放纵相互表里，构成西晋玄学名士德特征。政治上无行如王衍，为当时玄学清谈之领袖，世号“口中雌黄”，“一世龙门”，后为石勒所俘获，欲求自勉，被石勒所杀；荀顗（音以）则故意向司马炎推荐贾充之女为太子妃，说贾南风“姿德淑茂”，此人实际长得“丑而短黑”，而且淫秽，以后成为惠帝贾后，由于惠帝是个傻子，贾后专权专宠。 就清谈而言，正始清谈为一哲学时代士人沉迷于哲思的表现的话，那么西晋的清谈，主要的已经演变为士人普遍的一种生活享受，前者重在玄理之创立与探究，后者更为重在清谈之审美，包括形态风度之美，声调之美，所谓“辞气清杨，泠然若琴瑟”。 二、西晋文化的品格 1、反传统的素质： 西晋士风中传统道德观念非常淡薄，在传统道德观念衡量视为丑恶品行，但在西晋却可以大行其道，为不少士大夫当作正面品格加以标榜或炫示。就在这种美丑杂糅、正反莫辨的风气中，发展出了西晋一朝多元化的文化。这种文化乃是对于传统思想行为规范的超越，如道家文化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破坏传统道德规范的含义，对封建正统道德文化精神来说，无疑具有叛逆意义，所以西晋文化中有着反传统的素质。 2、缺乏崇高精神： 原因：1）司马氏政权自阴谋篡权和残酷杀戮中产生，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先天的丑恶性；这就使得正直文士很难从传统伦理纲常角度去认同司马氏政权，对它寄予政治上的神圣厚望，并激发出自身的崇高感情，而晋武帝司马炎虽性格宽和，但缺乏正面的道德原则和政治理想，他对于戚属臣下，也过于放任纵容。在其纵容的态度下，，西晋初弥漫朝廷的不是为新政权效力、建功立业的积极向上的清新气氛，而是贵戚大臣及其子弟们贪冒权势、炫耀财富、物欲横流、腐败奢靡的恶浊风气，在此种社会风气中，不能独独要求文士们怀有崇高圣洁的精神境界； 2）自由纵任的文化环境，使之在相当程度上丧失社会道德规范，以致出现善恶莫辨、是非不分的趋势，相当一部分文士一旦置身宽松环境中，便失去自我规制能力，出现自我放纵倾向，趋鹜异端、思想偏颇、行为乖张、道德观念淡薄，社会责任感减少，追逐个人私欲，生活作风放荡，甚至出现道德沦丧、精神崩溃现象，西晋文士无论宗奉儒术或玄学，多数道德意识淡薄，作风浮华，缺乏社会责任感。 三、西晋文学精神的特色 1、传统政教精神的弱化、淡化： 儒家政教在文学中的淡化，在正始以后明显表现出来，出于微妙的社会原因而对政治采取疏远规避态度，在诗文创作中贯彻“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宗旨，而这一做法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