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拿什么来拯救日渐消失的“廉价药”.docVIP

“廉价药见光死”现象之下，基本药物只占总药品市场的比例始终难以提高。低价药大面积停产，也让现有的药品市场格局没有改变，利益被深度绑架。要改变这种现象，实现标本兼治，从长远看就是在物品品种审批，以及价格核定上严格把关，多做减法少做加法，更多的要基于对药品的成分和成本，而不是在商标、剂量上作文章，堵死药品只换马甲不换成分的生存空间。从短期上看，应当落实以下措施，一方面对药企生产相应的廉价药应有硬性规定，未经批准不能轻易停产;一方面应加大对廉价药生产和销售的政策扶持，激活相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最近，南京人史阿姨特别着急，她吃了大半年的治疗甲亢病的“赛治”药买不到了。目前，整个南京地区都缺这种药，而南京有数千名甲亢病人。据悉，除了“赛治”外，市场上原本还有国产药“他巴唑”，这两种药的成分都是一样的。但是与“赛治”相比，“他巴唑”的价格过低，过低的价格让国内的生产厂家感到无利可图，纷纷选择停产。 廉价药须解决“降价死” “各地甲状腺机能亢进患者正面临着断药危险。”一看这标题，笔者就猜到，这又是一例药品的“降价死”。细看报道，果不其然，缘于患者人数不多和药价较低，多数厂家不愿赔本，宁舍批号，悄悄停产了。 近年来，此类情形不断重演，令人心忧。目前，各方亟需落实保护廉价药的措施，特别是那些患者人数不多而又天天不可缺的廉价药。笔者以为，这事可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不要过分打压这些药的药价，使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市场水平。据说，目前治疗甲状腺机能亢进的国产药是一元多可购100片。在各种生产要素都涨价的现实下，仍要求一些药品的出厂价维持在几角甚至几分，这样是否合理?药品是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但它们也有“商业属性”，毕竟也是商品。太贵了不行，政府一定要管，可被“逼”到无人生产了，问题则更大。这些年，我们频频经历的药品“降价死”，就是例证。政府要警惕和打击“药商大鳄”利用垄断哄抬药价及医院采购、使用中层层加码，但也不要误伤了那些还愿生产廉价药的企业。 二是政府对生产这类药品的企业应有一些扶持政策，特别是对生产国家基本药物品种的企业，不仅要给他们至高无上的行业荣誉，也要让他们有适当的经济效益，员工日子过得好，并以此鼓励更多药企见贤思齐。具体办法其实很多，如效仿慈善捐款抵税等做法，鼓励效益好的企业附带生产一些这类药物，而对他们其它热销产品减免税或退税等，以此作为奖励;还可以学学网购，减少销售的中间环节，特批一些企业对部分患者实行长期“特供”。各种办法都可试，但就是不能断药。(新华日报) 用“两只手”托起廉价药 政府与市场两手齐发力，才能解决药价高、药品缺的问题，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近日，一种叫甲巯咪唑的药，让成千上万甲亢患者焦心。因为价格太便宜，厂商停止生产，导致南京、济南、西安等多地缺药。 药品停产，表面上看是一种“市场行为”:价格太低，利润太薄，药厂不愿生产，药商不愿销售。鱼精蛋白、复方新诺明针剂、红霉素针剂等药物，都曾面临与甲巯咪唑一样的命运。作为药品的直接使用者，患者处于这根利益链的最末端，对厂商的选择毫无影响力。他们的健康需求，在这样的“市场行为”中被无情地忽略了。 此时此刻，一味谴责厂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有失公允。这里涉及一个定价政策的问题。对于“基本药物”，限价很有必要，是对患者利益的一种有效保护。但有时候，也存在这样的矛盾：产品原料成本上升、出厂价却没有增加，甚至出现“卖得越多、亏得越大”的情况，厂商不可能长期亏本经营，只好停产。以甲巯咪唑为例，进口药的价格是国产的十几倍。对一些药品的价格限制，初衷是好的，但它在产生了不符合供求关系的廉价的同时，也产生了廉价造成的短缺。 抛开“良心”、“道德”等问题，廉价药的消失，可说是制药售药者与医药管理者之间的博弈，而不仅是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如果不能改变简单的“低价政策”，这样的博弈还会不断进行下去，反而背离了调低药价的初衷。说到底，对于患者，无论是“药价高”还是“药品缺”，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在某种程度上，廉价药背后的两难，也是医疗体制改革中的普遍困局。医疗既有公益性，也有市场性，应该如何划分二者各自的领域?既需要政府托底，又需要市场激活，管理者权限应该止于何处?既有井喷式的需求，也有新技术的出现，改革者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公立医院改革，到医保制度完善，再到药物生产销售，莫不需要更合理的顶层设计与更精确的末端治理。 以廉价药为例，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可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和保护措施，考虑定厂、定价、定量生产，对药企和医院进行补偿，保证公众不至于因为“市场失灵”而陷入用药的危机。另一方面，对药品需要适度放开价格管制，降低中间行政审批环节成本，让生产者有利可图，以市场的力量，刺激更多药厂加入到生产行列中来。既有公益性的廉价国家药物，也有社会生产的国产药品，还有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