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与中国文坛.ppt

马尔克斯与中国当代文坛 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而引发的拉美文学旋风席卷着中国的原野，震撼和激励了处于文化身份、文学变革双重焦虑之中而又雄心勃勃的中国作家，他们似乎从马尔克斯的成功中看到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从那以后的20余年间，马尔克斯的创作及其思想一直影响和启悟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文学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王蒙对此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在这20年里，他（加西亚·马尔克斯—笔者注）在中国可以说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别的作家在中国也有影响，像卡夫卡、博尔赫斯，还有三岛由纪夫。一直到苏联的艾赫玛托夫，捷克的米兰·昆德拉，都是在中国红得透紫的作家。但是，达到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程度的还是比较少的······有那么多的作家几乎同时受到一位拉美作家如此巨大的影响。崇拜马尔克斯的，绝不是莫言、余华两个人。” 著名作家张炜也指出：“他（加西亚·马尔克斯—笔者注）的确是迷人的，新时期十年中的影响超过了所有的外国作家。”的确，20世纪后期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诸多作家，从北国边塞的郑万隆到南方异域的韩少功、李杭育，从齐鲁大地的莫言、张炜到神秘秦川的贾平凹、陈忠实，从儒文化浸染的中原地带的刘震云、阎连科到遥远神奇的藏域高原的扎西达娃、阿来，他们无不以形态各异的创作实践回应了马尔克斯在中国文学中的特殊的艺术魅力及其巨大影响的存在 本讲旨在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考察和梳理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接受与借鉴 第一节 传播与接受：从热忱、认同到深化、疏离 马尔克斯对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的强烈刺激与深刻影响，已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 谈及“影响”，美国比较文学家约瑟夫·T·肖认为：“各种影响的种子都可能降落，然而只有那些落在条件具备的土地上的种子才能够发芽，每一粒种子又将受到它扎根在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的影响。” 以此分析马尔克斯在现代中国传播与接受之原因主要有二： 一方面有降落着的“影响的种子”，即20世纪后期以来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欧美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爆炸性” 影响； 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有“条件具备的土地”，即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学与马尔克斯的文学有着极为相似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现实文化境遇。 两者历史文化语境的相似性，集中体现在中国、拉美这两块地域辽阔且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大陆共同拥有神奇、丰富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首先，为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丰厚精神资源的拉丁美洲神奇的自然景观、神秘的神话传说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同样存在于中国大地。 比如扎西达娃、马原、阿来等笔下的西藏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块神秘的雪域高原不仅留存有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而且还蕴藏着丰厚且鲜为人知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在藏族小说家那里，他们不需要费尽心思地去虚构一个神话、一个魔幻世界，因为他们就生活在一个被神话所包围的魔幻世界之中，他们的现实就是神话，神话也可说就是他们的现实。因此，当扎西达娃们一接触到马尔克斯，就天然地产生了顿悟与共鸣，并进而找到了表现这种自然和文化的手段。 其次，从《离骚》、魏晋志怪、唐传奇到《西游记》、《红楼梦》，中国传统文学中从来就不乏“神秘性”的因子。这种神秘文学传统使20世纪后期的许多中国作家在接触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时，似曾相识之感油然而生，并自信也能创造出中国式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这种地域上与文化上的契合，无疑是马尔克斯能够在中国产生强烈反响与认同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同处于第三世界的中国作家与马尔克斯的现实文化境遇与心态也极其相似： 一是与西方文化无缘的‘他者文化’命运与角色的认同； 二是心怀‘复兴’自己民族文化的使命感； 三是对本土文化的光大阐扬的努力最终又寄希望于西方文化霸权的承认，因此他们都渴望找到一种通向西方文化权利认可的途径。 马尔克斯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成功，使当代中国作家确信，他们同样可以借鉴西方文学技法、发掘传统文化遗产而获得辉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给予马尔克斯以崇高的敬意和热情的拥抱。由此可见，马尔克斯被中国文学接纳是中国作为接受主体主动选择的结果。具体而言，马尔克斯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冷漠与误读（1960年代——1981年）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创作始于 1947年，195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伊莎贝拉在马孔多观雨的独白》和中篇小说《枯枝败叶》，初步显示了他构思新颖、笔法多变的才华。此后，陆续出版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娘的葬礼》（1962）、短篇小说《巨翅老人》（1968）、报告文学《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1970）、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