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和中国的文化问题——评戴锦华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docVIP

全球化语境与中国的文化问题——评戴锦华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并日益成为”显学”的看法，在学界大概不会遭遇歧义。我们不仅随处可以看到前沿杂志发表的文化研究的文章，看到不断出版的文化研究的专著，而且在著名的大学课堂上已经开设了文化研究的专门课程，成立了专门的”文化研究研究室”1同时也出现了专业性的《文化研究》杂志。2这一现象证实了文化研究地位在中国的确立，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化研究有趣的话题之一：一方面，文化研究的范畴歧义丛生，学科界限模糊不清；一方面，文化研究又规模巨大，参与热情空前高涨。这一领域，就像一个嘈杂纷乱的建材市场，每个专业工人都怀抱着新型的建筑材料，奔向没有边界的建筑工地，然后在一个没有蓝图的建筑方案上，搭建不知所终的宏伟楼盘。但也正是这样一块自由的理论”飞地”，为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了理论想象与构建的巨大空间：脚下是无边的”千座高原”，前方是没有尽头的天高地远。 文化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获得立足点之后，虽然出版了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经典著作，为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范例。但对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解仍然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现代复兴有密切关系。这不止是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点燃了文化研究理论的灵感，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发展，而且从文化研究关注的某些对象上，也可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3尽管至今文化研究的界限仍不清晰，但它的大致范畴还是可以描述并大致可以达成共识的。这就是：1.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历史经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当代文化；2.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3.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4.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涵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4这一描述虽然粗略，但大致可以窥见文化研究的基本边界。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国性的理论现象，与全球化的语境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出现的新的复杂的文化景观密切相关。因此，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就不应仅仅看作是对西方理论潮流的时尚性追逐。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研究在我国兴起之后，仍然是理论讨论多于诉诸具体的批评实践。如上所述，当诸如文化研究的定义、范畴、学科界限被争论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再纠缠这些问题就显得琐屑而空洞。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现实而言没有实际意义。 著名学者戴锦华是研究电影史的专家，是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进入90年代以后，她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展开学术活动的同时，也对当下中国文化问题进入了深入而卓有建树的研究。这主要反映在她的《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和《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英雄》两本著作中。这两本著作是针对中国当下、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文化现实做出的重要的研究成果。进入90年代，具体地说是1993年之后，中国的大众文化和文化消费市场才真正得以建立。大众文化虽然在80年代初期就已经在中国登陆，但由于不同的历史处境，那一时代的大众文化还处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5邓丽君尽管已经被大陆青年所接受甚至喜爱，但她仍然被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是个”异数”，是个资本主义的抒情歌星。因此，大众文化在80年代还不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合法性。1993年之后，”南巡讲话”的精神得以贯彻，文化领域意识形态控制的松动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激进发展，不仅促进了大众文化生产的规模，同时也使这一文化形态获得了未作宣告的合法性地位。然而，突如其来的文化生产有限度的自由，却使文化生产和消费市场慌乱而无序：中国的大众文化生产就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所，几乎无奇不有。这一东方奇观虽然为官方的治理整顿带来了空前的麻烦，而对于文化研究者来说却恰逢其时。 戴锦华较早地意识到了大众文化时代到来对文化研究者意味着什么：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人文学者们所构成的挑战，不仅仅意味着研究与关注对象的转移与扩展，而且意味着对既定知识结构、话语系统的质疑；它同时意味着对发言人的现实立场和理论立场的追问。如果说，站立于经典文化的”孤岛”上，将杂芜且蓬勃的”大众”文化指斥为”垃圾”并慨叹当代的”荒原”或”废都”，是一种于事无补的姿态，那么，热情洋溢地拥抱”大众”文化，或以大理石的基座、黑丝绒的衬底将其映衬为当代文化的”瑰宝”，则同样无益且可疑。在此，且无论中国是否已进入或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