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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青铜时代摘要
斝 楔形文字的书写工具 贝希斯敦铭文发现于伊朗西部山壁上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 ——《礼记·大传》 周礼包括吉礼(祭祀鬼神,祈求福祥),凶礼(哀邦国之忧,包括丧礼、荒礼、吊礼),宾礼(迎宾亲附诸侯之礼),军礼(和协邦国,包括大师之礼、大田之礼),嘉礼(亲善万民,包括饮食、昏冠、宾射、飨燕等礼)等,后世称为“五礼”。礼乐共举,繁复细琐,无所不至地浸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礼书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谓。 大盂鼎铭文。西周早期器物,共19 行 291字,铭文记载周康王命盂管理兵戎,并赐给香酒、命服、车马及1700余名人口,周王告诫盂,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敬承文、武二王的德政,尽力辅佐自己。 金文是王室大事和贵族社会生活的铭记,内容有祭典、征伐、册命、训诰、追孝、约剂等,其程式化的辞句,大多是颂扬周王室和为公侯祖先歌功颂德的文字,与《诗经》《尚书》的部分篇章可以印证。 商朝青铜器铭文所见武器使用举例。 甲骨文是以刀镌刻于坚硬的甲骨上,故而笔画纤细,直笔和方折多;而金文多是在松软的模范上刻好再铸成,故而笔画粗肥,圆笔和团块多。后期金文也向线条化、平直化发展,甚至出现了美术化的趋势,如鸟书、虫书。 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丰富,反映在文字上,盛于周代的金文比盛于商代的甲骨文单字数剧增。金文的造字法,与甲骨文相较,形声字比例加大,已显示出汉字的形声化趋向。 文字的演变。 夏商周的天命神鬼观 总体说来,夏商周三代是一个神权弥漫的时期,是一个鬼神观念盛行的社会。 《礼记·表记》载: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 大禹陵 夏代的天命神鬼观 夏代文献不足,其天命鬼神观念难于厘清。 商代尊神重鬼的文化风尚则在甲骨卜辞中得到明确的反映。 商人信仰的神有三类──上帝神、祖先神和自然神,又以上帝神为主。甲骨卜辞多次出现的“帝”或“上帝”,被认为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能呼风唤雨、给人间降祸赐福,卜辞中常有“帝其令雨”、“帝其令风”、“帝其降堇(馑)”、“帝其降祸”、“帝降食受(授)又(佑)”的文例。据陈梦家研究,甲骨文中上帝的权能,包括令雨、令风、令云霞、降艰、降祸、降潦、降食、除若(顺、祥)、帝若(允诺)、授佑、授年害年、帝咎王、帝佐王、帝与邑、官(忧)、帝令等16个方面。其功能既能为祸祟又可赐福佑。 商代人的天命神鬼观 商人也频繁祭祖先神,形成“周祭制度”,即在一年内分36旬,按照一定的顺序周而复始地对先祖轮番进行祭祀。商王认为祖先是上帝派到人间主宰一切的,祭祀先公先王与祭祀天帝彼此呼应。 商人还保留着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遍祀山川四方,风神雷电。商人又迷信人死后精灵长存,称之为鬼,并对之加以祭拜,所谓“殷人尚鬼”。 天神、地祇、人鬼都是殷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其祭祀范围之广,祭祀之频繁,祭典之隆盛,皆为历代罕见,甲骨卜辞中反映的祭法和祭名,计有上百种之多,真是“率民以事神”。 人面纹方鼎。商代青铜器,四面浮雕着五官齐全的人像。 周代的天命神鬼观 周代发展了殷商的至上神观念,称至上神为“天”,或“昊天上帝”,认为王权既为天所授,又为王祖所遗,故周人敬天法祖。于是,宗教与政权、族权三位一体,水乳交融,形成以天帝为皈依,以宗法家族为基础,以君权为核心的国家民族宗教。“敬天法祖”自此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信仰,延绵三千年而不衰。 周人的祭祀祖先,与商人“周祭制度”不同,实行的是所谓“昭穆之制”,即在宗庙或陵寝中,将先祖按照辈次排作左右二列,始祖居中,左昭右穆,左奇右偶,依等级轮流配享。 。 周人天命观与夏商的变动 周人的天命观与夏商以来稍有变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德”的强调。 “德”字首见于西周金文,如《盂鼎》《克鼎》,《诗经·周颂》中也提到“文德”“懿德”,《尚书·康诰》中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休。”《尚书》中还多处提到周王“有德”“秉德”“明德”“敬德”,“德”成为周人先王配受上帝或昊天保佑的理由,也是周人得到天命,得到人民拥戴的理由。 周人还将德与孝对称,对天命而言有德,对祖先而言有孝,这是周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据。此即《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周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 二是对“民”即“人”的重视。 周人鉴于殷周鼎革的教训,意识到“天命靡(无)常”和“小人难保”,对鬼神世界保持一种审慎、疏离的态度,“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统治者在战争、作城和耕作等社会活动中,认识到人民是决定政权存亡的重要因素,天的意志也通过民的意志表达出来,“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统治者不仅要“顺乎天”,而且要“应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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