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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基层法院审判效率制约因素 　　一、基层法院审判效率现状及问题 　　自最高人民法院在世纪之初提出“公正与效率”司法主题以来，效率观念日渐深入基层法官人心，广大法官自觉遵守案件审执期限，审限内结案率逼近100%，任意延长审限和超审限现象得到有效改变;各项提高工作效率的改革举措陆续推行，刑事诉讼尝试诉辩交易和普通程序简化审工作，民事诉讼探索小额诉讼案件速裁机制，并对被喻为“东方经验”的诉讼调解制度进行价值审视和回归，还兴起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探索热潮，行政诉讼引入诉讼和解制度……与此同时，基层法院还从规范管理入手提升审判效率，纷纷采取审限监督、流程管理、质量评查、责任追究等多种方式加强案件审限监管。通过这些措施，基层法院案件时限管理得到有效加强，司法效率明显提高。 　　诚然，这些年基层法院在提高司法效率上做了不少工作，但从人民群众满意程度上看，司法效率仍不尽如人意。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效率不高的问题仍然较多。不管是群众来信来访，还是每年一次的人代会，反映案件久拖不决、不执等审判效率问题仍较突出。二是群众期盼高效司法。群众普遍觉得诉讼期限过长，期望有更快捷、高效的司法服务。透过这些意见检视基层法院审判效率，存在的问题确实仍较多：超审限案件仍未根本杜绝，个别法院仍较突出;一线办案法官偏少，法官人均年结案数偏低;反复申诉、再审问题依然突出，部分案件陷入反复申诉和再审的“怪圈”;执行案件长期难以执结，不得不采取程序性结案的变通结案方式;“案结事不了”问题突出，涉诉信访长期居高不下，司法效率与效益不成正比…… 　　二、基层法院审判效率制约因素 　　法院审理案件不是简单化的企业生产，是一项多方要素参与的社会化活动，制约其效率因素也是多方位的。 　　1、理念认识因素。一是传统法律思想影响。在漫长的中国法制史进程中，司法结果的公正始终被强调和看重，诉讼效率常被忽视。中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的“青天”情结就是这一现象的直观反映，其偏重案件结果的客观公正，而不在乎过程和效率。今天，这些认识仍在民众思想和社会文化中有所反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当代法官办案。二是“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影响。受前苏联诉讼制度的影响，我国曾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奉行“客观真实”的诉讼证明标准，力求尽最大可能还案件事实以本来面目，甚至不惜牺牲诉讼程序，任意延长案件审理期限，反复启动再审程序。受此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长期存在。现在，证明标准虽然从“客观真实”向“法律真实”转变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且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审判实践，但彻底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还要走很长的路，不仅需要人民法院、人民法官更新司法理念，更需要社会法制观念的转变。 　　2、人口素质因素。一是人口流动影响效率。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全国人口流动性空前增大，很多案件当事人在外务工甚至下落不明，诉讼法规定的送达制度又没有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修订，法律文书送达难困扰着法院工作，直接制约着审判效率的提高。二是当事人素质欠缺制约效率。好的法律需要优秀的法官来运用，也需要高素质的公民来遵守。从审判工作角度看，当前当事人素质有两大突出问题。首先是文化素质偏低，初中以下文化居多。其次是法律知识缺乏，特别是程序法知识偏少。文化素质和法律知识上的缺陷在诉讼中就表现为当事人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对法律观点接受有限、对诉讼活动配合有限，法官在普法和释明上往往花费很多时间，诉讼效率自然会大打折扣。当事人虽然可以通过请律师作代理人、辩护人的方式弥补这些不足，但诉讼结果最终要其接受，更多诉讼活动要其亲自参与，其素质上的不足对诉讼效率的影响必然存在。 　　3、行政管理因素。一是行政权力不当干预。按现行管理体制，法院人、财、物三权均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因此，法院审判权力难以抵制地方行政权力的不当干预。在处理一些事关地方招商引资或经济发展的案件时，不得不听从党委、政府意见，甚至主动请示。当党委、政府意见与法律有冲突时，既要执行法律，又要尊重党委、政府意见，法院就甚为为难，诉讼效率常常在多方斡旋中耗费，案件迟迟难以了结。二是审判管理行政化。法院现在实行的是层级化的管理模式，法官之上有庭长、副院长、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多级审判管理机构。马克思说过“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这种管理模式带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不符合审判工作法官独立行使职权需要，让审判效率在不断的请示、汇报和案件研究中耗费。三是效率管理部门化。目前，案件审理期限监督等审判效率管理基本上由各法院自主进行，数据填报和案件审理进度完全由法院自己掌控，任意延长审限、篡改数据等做法不可避免，缺乏一套公开的审判效率监督机制，上级法院和社会各方难以有效进行监督。 　　4、法官紧缺因素。一是法官分布不科学。现各基层法院法官职数普遍采取由地方编委核编的方式确定，法官人数没有和案件数量及实际的审判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