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显于行（59分）.docVIP

心显于行（59分） 浙江一考生 曾经看到一篇报道，说现代女性的挎包里时时定躺着三样物品：粉底、口红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个文笔看似洋洋洒洒的墨客长于化辞用典，若是真正了解敦煌文化的人应是不会热衷于其文之华丽词藻、多变铺陈，正如其人，墙头之草一棵，对待别人指正的错误，嗤之以鼻，卖弄些许文化修养赚得一身万贯。 王国维曾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一个人的艺术修养、文化内涵都在谈吐间无意显现，在作品中流露无余，正如颜真卿的楷书，因其处于盛世的饱满丰腴，相比之下，宋徽宗之瘦金楷便显露出一种柔弱之病态，优雅中缦回勾勒出国势的衰微。同样是热衷书法的明朝大太监魏忠贤，笔锋字迹虽令世人叹止，却被后代评论家批为媚骨之作，丝毫不及郑燮画竹的清高傲骨。 民间有句古话，常言“字如其人”，从一笔一画、一个顿笔，一个侧锋处，字里行间，能体味出其人心境之变化，庄子和王阳明都在其文章中阐述过“天人合一”之道义，即是一种相由心生。就像川端康成笔下的日本舞妓，即使粉饰了再多的妆束，也能从其步态、舞姿中读出其年龄，甚至其近来的心情、境遇。 也有人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这种情况当然也是存在的。如若观一人之一字便能品出其人之心无异是片面之言，过于武断而成无稽之谈。像与一个人相处许久，尚难知其本心，更何况只见其留下的只言片语？但大量的作品中，再怎么攻于心计的人也会露出些许端倪，无论心慈面善之作者写出多少激进的文字，他人终会了解其温文尔雅之可爱。就像品读余秋雨之文章，乍看如一瞥惊鸿，再读却带些重复弄章，三看而便意兴索然，感觉出矫揉造作了。多像其人生：未晓他的人眼见其风光无限，了解他的人对其减去许多追棒，知晓其背景的人一定不会对那些文字有十分好感。所以人们总会说：“作品的格调与作者人品应该是一致的。” 坐在篱边的藤椅之上品读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妙，读出一世之清高。俯案书旁，看庄子鲲鹏万里，想其自由之无边心境，回想其拒仕之人生，所谓“心显于行”便是此等道理，复原其作品之内涵，还原其人一生之悲欢欣喜。像余先生的散文，充其量也只能安份地与粉底胭脂共用一个女士背包吧。 轻嗅文骨的芬芳（58分） 浙江一考生 傅庚生先生在《中国文字欣赏举隅》中抛问：“后生学者，文与心道契否？”有人笔底波澜万丈，心中槁木死灰；有人拊掌大乐，文饰不堪，徇名逐利；有人天生洁癖，抱璞守真，留恋理想国；有人拍案而起，剖心烛照，敢放一把野火，泽被寰宇，笔谈间气吐霓虹！ “性灵彰道著，文骨载风仪。”这是梁漱溟先生《究于决颖论》中对我辈殷殷的企盼，文品人品，诚有二律背反之意。我们这一代的写手，又该如何认识此间命题，如何安放自身，达到两者圆融之境界？ 不可否认，作者格调趣味与作家人品背离并非罕见。艾布拉姆斯于《镜与灯——文学批评原论》中将其斥为“解密过程”，作者、载器、读者、时代四者循环返流，四元素也难以逃脱“横态性欺瞒”。冷眼旁观，《被禁锢的苦恼》中朱沃什·切瓦夫执借鹰隼双目，锐意指出集权时代俄罗斯作家沦为“夜莺群像”，文骨分崩离析，人格成为悲剧附庸；纵观中国文脉史，沈括著《梦溪笔谈》，可谓等身煌煌，但却在政坛迷雾中堕落朽垮，鬻声于物，为苏轼的坎坷仕途复添艰险。究其根源，这些作者并非将心魂血肉潜入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将文字作为可耻的工具，即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中指摘的“横态木偶”。毫无敬畏，毫无热忱，毫无神圣与崇高，他们就像敏锐而贪婪的渔夫，慢慢拉起渔网，渴望从虚空中找出某种宝物。文章为其操纵奴役，其本身复为功名利禄嘲弄把玩，果真是莫大的讽刺与侮辱。 我们这一代，又该如何保持文学的纯洁性，达臻“真文学”的艺术之境？我以为一在读者，读者可谓是卡夫卡式的“判官”，得秉持着清醒与镇定，不被妖艳可人的文辞灼作而眩晕，可以借鹰隼锐利之眼，剖开艺术的真境实例。北大有个传统，叫“沉潜”，沉入艺术的源头根蒂，潜进人生的幽微百态，从而抵达人品文品熔为一炉的高超境地。做到“沉潜”，便能拨开重烟迷障，直与作者对话。 二在写手，即我们本身。就像《中国哲学史》中胡适先生所说：“文”道不是漂亮虚荣的外衣，而是本性的呐喊与沉思。这声呐喊，理应震撼天地，就应发聩蒙昧之心，我们在屈瑞林大师《真挚与诚实》中听见，我们在福柯《疯癫与文明》的“失落天真”里听见，《俄狄浦斯王》中的勇士啊，不愿沉湮于鼾声、风，趁筋骨未钝、腕血未冷，向世间问一问来此的意义，不正是我们的写照？ 父亲曾笑谈，年轻的夜晚，躺在床上浑身颤栗，想到什么半夜摸黑点起蜡烛，光着膀子抓起笔就写，我从小便“雄心勃勃”想成为作家，每当获得师长的肯定，外面的嘉奖，父亲总要提醒我不能让文骨背离了人的风仪，拿出季羡林研究吐火罗文的真挚，陈寅恪力挽史澜的魄力，梁启超冰鉴灼灼的温度，感化他人，圆满自身，所以说是“几时借得冲霄浪，虽死望峰亦从容”。 行文至此，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