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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的建筑观——汉宝德 贺陈词先生七十大寿，学生们无以为贺，筹划出版论文集以为纪念，我在进行中的研究不宜于祝寿，乃征得华山的同意，把我近年来对建筑的看法写出来，作为对贺先生的贺礼。 回忆近三十年前，我在成大做助教，住在东宁路的单身宿舍，每周都到贺先生家聊天，每次去总吃晚饭，并聊至深夜。师母殷勤招待，做些好菜上桌，使我在那段时间里，没有感到单身宿舍伙食的太大压力。我当时年轻，不太知道师母要照顾五个孩子已经十分辛劳，回想起来，我时常拜访，为师母带来不少麻烦，而她永远笑脸相迎，直到今天，当时的情境记忆犹新，永难忘怀! 　　在贺先生的小客厅里，对着于右任的一幅小直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贺先生对建筑十分执著，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为人谦和，不以老师自居，所以我可以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接受他的影响。在此一生中，贺先生是影响我最大，而又不能具体的指出影响何在的老师。在相当长而心情十分低沉的三年助教生涯中，他是我的精神支柱。 回国后二十多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太多机会与贺先生见面，最近的十来年，我居然脱离了建筑的教职，实在愧对他的鼓励与教诲。记得我刚到中兴大学任职时，他仍然热心于建筑教育的发展，曾约我一起与当时尚任台大工学院院长的虞兆中校长见面，说服他在台大工学院设立建筑研究所，这可能是台大能在土木研究所内设立建筑研究室进而成立研究所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虞校长任内，虽屡为行政院否决而设所不成，却为研究所打下基础，回溯过去，贺先生热心推动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 　　自民国七十一年起，我就完全脱离教职，投身在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筹划上，很多建筑界的朋友觉得这是不值得的，贺先生没有表示意见，相信他也为我未能坚持在建筑界奋斗而惋惜，我没有机会向他报告，自我离开东海大学建筑系主任位子以后，我的建筑观就改变了。与我共事的年轻一代，我的学生，曾不止一次听到我对建筑的看法。我愿意借这个为贺先生祝寿的机会，把我近来的思想剖析出来，请建筑界关心我的朋友们指教。 　　建筑本质的省思 　　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建筑的定义常觉不切实际，但是经过数十年建筑教育与职业经验，觉得定义就是思辩的结论，就是对于一事一物的基本看法，就是哲学基础，就是对本质体会的结果。 　　在我读书的时候，常听到柯比意那句名言“建筑是生活的机器”。这句话虽并不为大家所完全承认，但却代表了现代主义的建筑观。现代主义者是重视理性与功能的，是西方文化发展到极端的建物。从这句话里，表示建筑是为生活而存在的，建筑与汽车一样是一部机器。这是Le Corbusier年轻时候说的话，对一个东方的建筑学生而言，只是一句观念较新奇的话而已，并不能深解其可能推演出的社会文化意义。 　　我于60年代就到美国念书，恰在现代主义做最后挣扎的时候。反现代主义的浪潮，在路易士康的带领和社会文化界的声援之下，(尤其是普普艺术与雅各太太的著作)已经完全成型，就等范裘利（文丘里）的最后一击。对于喜爱思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战斗意味的时期。现代主义者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开始自我反省，并施出最后的一招，希望挽救其命运，那就是建筑的科学化与学术化。60年代是建筑上行为科学的研究与设计方法的研究最热门的时代，就是为了藉学术之力，所能肯定理性在建筑上的价值，也就是进一步的信守“建筑是生活的机器”那句话。 　　现代主义在遇到信心危机的时候，发现Le Corbusier以及现代建筑的前辈们的教诲并没有错，而是没有认真执行。Le Corbusier说了这句话，自己到了晚年，像玩泥巴一样的玩混凝土，返老还童，把建筑当艺术看。现代派的少壮份子希望把常识的机能主义，推上科学的机能主义的层次，赶上科技领先的时代。 　　我读书的环境在基本上是现代主义的大本营，所以我当时也坚持现代主义的精神，力主建筑的科学化。甚至把这种信仰带到东海大学建筑系的课程中。可是在同时，我也从事建筑的实务工作，花费一部份心力在设计上。在几年的时间内，由于与业主的接触，我开始感觉到建筑的理论与教育体系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即使是科学的分析，也无法建立共识。 　　这时候我面对了严重的困惑。站在学院的立场，可以把学生引导于理想主义的层次，使他们成为改革的尖兵，因此教育体系力求超然于实际职业的运作之上。这就是我的做法，我要求学生维护知识份子的尊严，不受商业社会的污染，为理想付出代价。但是我也不免怀疑，这样的建筑教育对于未来社会的远景，有怎样的预期?我们是否可以为未来勾划一个轮廓，使今天的理想终有实现的一天？ 　　我有一个答案，所以在那段时期，我希望建筑的职业架构改变。我预期未来的建筑界与其他工业生产体系一样，会进一步的合理化。因此我认为社会并不需要建筑师制度，应该结合营造业，成为完整的经营体系，因此“合理的设计原则”可以发挥作用。我对当时立法院通过了《建筑师法》，使建筑专业化得以西洋式的形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