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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能力建设视野下的网络反腐三题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视野下的网络反腐三题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腐败现象的蔓延与国家治理能力的降低是同步出现的，而腐败现象的遏制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是同步的。腐败侵占公共资源，损公肥私，必然引起社会民众思想与行为的反应。随着腐败的蔓延，民众反应会逐渐升级，表现为由思想到表达再到行动的一个逐渐升级的过程。国内权力腐败情况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互联网出现和普及后，迅速成为民众自由表达的公共平台，并发展为一种特殊的反腐阵地，网络反腐随之快速兴起，至今已经走过产生、发展、全民狂欢和热度降低的十年路程。本文拟从国家治理能力的视野，立足于网络反腐的实践演进，分析其面临的新挑战，探析其路径变迁，并展望其未来指向。 　　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与网络反腐面临的新挑战 　　网络反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腐一开始就是公民的自发行动。这一行动的机理是建立在对舆论传播有效性的期待和政府反应有效性的期待的基础之上，是公民与国家的行为互动与关系重塑。舆论传播的有效性是指公民针对腐败的网络表达（揭露、转发等）是否能够形成态度一致的舆论场，是否能够由此产生社会压力。政府反应的有效性是指政府能否认知到这种来自于社会的舆论压力，并将其视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过程而开展行动。网络反腐启动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缘起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网络反腐对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诸多挑战，客观上要求党和政府在积极应对中实现治理能力的提升。当前，网络反腐的新挑战依然存在，政府与公民良性行为的互动模式仍需在实践中建构。 　　[HTK]1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自政治国家出现以来，腐败现象从未根除，社会民众的反腐败行动也一直在持续。网络反腐是社会民众反腐败行动在网络空间的延续，是互联网时代反腐败行动的新形式与新途径。自2008年网络反腐年以来，在社会各类主体的共同推动下，网络反腐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不断加大反腐力度的基础上，政府积极参与到网络反腐中来，摆脱了网上曝料网民热议-媒体介入官方查处的被动式路径，迅速开辟了网络反腐的崭新格局，主要表现为官方自办全国性网络举报平台和反腐败信息透明化两个方面，形成了网上举报官方查处信息通报网民热议的主动式路径，有效缓解了网络扒粪运动所带来的执政伦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危机，既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提升了党和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但是，正如王岐山在中纪委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所指出的：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四风病源还在、病根未除，仍停留在不敢层面，不能不想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防止反弹任务艰巨。一旦党和政府反腐败力度降低，必然导致腐败现象强力反弹。 　　[HTK]2网络公共对话理性不足。理性是公共对话的重要前提。网络反腐持续有效的舆论压力必须依赖于理性的网络公共对话。2008年以来出现的所谓网络反腐年微博反腐年全民网络反腐等网络实践，本身是运动式或一窝风的，其产生的公共舆论往往带有强烈的情绪性和狂欢性，甚至演化为舆论审判式的种种网络暴力。此外，网络反腐舆论总是依赖于某个特定的反腐事件，随着事件的发生而出现，随着事件的结束而消退。所以，尽管这种舆论对政府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它在内容上往往不具有建设性，在效能上不具有持久性。 　　以2012年的表哥杨达才广州房叔和重庆雷政富三个事件为例。以三个事件的名称为关键词进行百度指数搜索，可见当年8-12月三个事件的舆论发展趋势中有一个明显特点，即政府对事件的反应越迅速，针对该事件的网络舆论消退就越快。在重庆雷政富事件中，从该事件在网络上出现，到政府处理雷政富，前后总共只有71小时，其网络舆论呈现出突出的直线式起伏；相反，表哥杨达才事件的舆论发展曲线拖延时间长、峰谷变化曲折多，其差别就在于政府对事件反应的速度与有效性。这既表明了党和政府治理网络社会能力需要不断提升，也揭示了当前网络反腐的弊端，即其中公共对话的理性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2008年以来网络反腐的舆论压力主要来源于网民的愤怒性表达，愤怒占据了网络反腐事件舆论态度的主流，而非理性对话。因此，政府对事件积极回应后针对该事件的情绪型舆论便会迅速消退；二是网民关注的焦点是腐败的具体事件（人物与情节），而非腐败及反腐败本身（根源与治理）。因此，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反腐力度的增大，网络举报平台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反腐信息越来越公开透明，网络反腐和相关舆论活动的热度也逐渐降低，未有之前的繁荣景象。愤怒的表达容易产生非理性行动，关注具体的腐败事件，更容易导致社会民众对党执政能力的评价偏差，也容易引发一些政府官员的短视性行为，即为了减轻网络舆论压力采取消除网络舆论的措施，而非根治腐败的措施。 　　[H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