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docVIP

1927年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最初由于感情原因而使自己信从一种政治学说，这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错误。“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圣彼得堡、莫斯科那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吗？……所以卢梭、马克思的思想，人人头脑中都有的，不过首先被他们两人道破罢了。”①革命是一种群体现象，然而，只有通过领头的杰出人物的深思熟虑和计划，群体行动才能实现。当对记载加以学术性的考察时，过分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迅速发展着的事件的领导人物的认识过程，往往会使人低估群体情绪和群体要求的作用。无论这些情绪和要求可能表达得多么不清楚，当时的革命领导者对其都有所体会，这些领导者自己就受到他们本身的情绪和理智、本身的一时冲动和意识的支配，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方面都不是例外。情绪和理智的相互作用，使改信一种政治学说更为复杂，而不是简单了。就1917年与1921年间中国的情况而言，改信马克思主义涉及改变信仰者方面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他们个人的脾气和禀性，以及他们对该学说本身的理解。① ① 陈独秀文，见《共产党》，2（1920年12月7日），第2—9页。（《共产党》杂志的主编是李达，而不是陈独秀。上述引文录自《社会革命底商榷》，署名“江春”〔李达的笔名〕——译者。） ①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改信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可见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以及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日本企图获得区域合作，1933—1937年 沈阳事件发生两年以后，人们已看清，当满洲危机可能给列强一个良好时机来巩固战后国际体系时，他们没有把握时机。日本在满洲至高无上，它无视这个体系。尽管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正在寻找防止更大规模战争的办法，但是没有哪个西方强国有足够的实力或胆量对日本挑战。然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相信，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能在已发生变化的现实的基础上确定下来。他在1933年9月出任日本外相，他的外交试图以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及其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和利益为基础，在亚???恢复列强间的合作精神。他所说的“日本、满洲和中国间的合作”，指日本愿意不将其征服扩张到满洲以外，以回报中国的承认。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将促进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将相应地停止反日政策。两国间的贸易将得到增长；它们的经济关系将越来越相互依赖。同时，如果美、英等国承认新的现实，日本将与这些国家“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换句话说，如果工业强国懂得世界和平取决于承认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特殊需要和利益，这些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能够恢复的。① 对于新国际合作这一思想有很多话可说。它与德国当时在欧洲提出的美、英等国认为值得接受的思想相似。这些强国愿意支持德国的修正主义，以便将德国留在国际事务的某些限定的体系内。他们愿意互相保持密切接触，以防止一个偶然事件发展为一场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本身也有同样的要求。日本想迫使美英承认新形势，作为日本愿意维持大国合作框架的代价。这是一个脆弱的政策，它依赖于日本和其他强国能看到的利益的微妙平衡。它也将依赖于日本军方是否准备支持广田的策略以及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接受现状。 1934年广田不是没有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日本军方支持利用和平的和政治的手段来加强中日关系并增进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诚然，关东军和辛丑和约天津驻军（所谓天津驻屯军）中的某些人已在策划入侵华北。南满铁路渴望在满洲经济发展中保持其垄断地位，但因此受到非企业界的日本扩张主义者日益增长的攻击，它也对将其业务扩展到长城以南感到兴趣。然而此时，这些打算还没有形成日本控制华北的庞大计划。东京的军政首脑一定对1931至1933年的成就感到满意。① 就列强而言，他们一般默认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他们甚至还表现出对在那里的经济发展进行投资的某些兴趣。随着日本重新强调合作，日本与英美之间的对抗正在消失。诚然，还有令人恼怒的事，如 1934年4月 17日的天羽声明。在该声明中，外务省发言人强烈谴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项声明措辞含糊，而当华盛顿和伦敦要求澄清时，外务省立刻让步，重申它坚持国际合作。②当然，不管多少花言巧语都不能掩盖日本将自己视为东亚主要强国这一事实。然而，它准备在此基础上重建国际合作的框架。毕竟这是这样一个年代，埃勒里·S.斯托威尔正给美国外交官员讲授“国际法是强国的法，用来保护强国的财产，也是为不妨碍与对手激烈竞争而详细制定的”。③日本正试图保持这种“强国”地位，并许诺不将它的对手挤出亚洲。出于同一思想，外相广田对重新谈判海军裁军条约以保持大国合作精神感兴趣。对他和对东京文职领导人来说，定于1935年举行的海军谈判的成功将保证美、英和日本能面对新的现实继续共处。不幸的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