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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权利 自由与权利--读《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 研究生一年级四班 蔡紫阳 PAGE \* MERGEFORMAT IX 自由与权利--读《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 在西方世界中美国人是最热衷于个人权利的，在他们看来，权利不仅是天赋的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和不证自明的，而且是先于政府宪法和法律的。也就是说，不是政府和宪法规定和产生了权利，而是权利产生和规定了政府和宪法。政府和宪法都是为了维护和保障权利而建立和制订的。美国公民权利发展史表明，它最初是一种否定式的，即以宪法和权利法案防止政府侵犯的权利，后来自二十世纪发展为一种主动要求政府作为的权利，即将消除现实中的不平等看作是政府的责任。哪怕这种不平等不是来自法律，而是来自社会或文化偏见。 一、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二分法的谬误 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体现了消极、积极权利两种观点的争论。霍姆尔斯和桑斯坦在《权利的成本》一书中却试图超越两者之间的争论。作者采取的策略是从权利执行的社会成本,具体言之,是从政府的预算成本之维度来切入的。作者对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两分法给予了有力的抨击。因为不论是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的主张者,他们都是在承认或默认消极、积极权利二分观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他们共同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任何权利的有效执行都需要政府的积极性干预行为,都是给政府带来成本的行为。正是如此,保守主义者们基于增加政府开支的理由而驳斥福利权利的同时,却忽略了自己所主张的消极权利同样也离不开政府的有效保护。而政府的存在与任何行为都需要公共开支与社会成本。 二、人的自由权利都是有成本的 《权利的成本》一书的核心命题是人的自由与权利依赖于税,理由其实也很简单:人的自由权利都是有成本的。 自近代以来,“天赋人权”一直都是一个神圣的口号,甚至可以称为“大写的真理”。作为一面引领时代和潮流的旗帜,“天赋人权”曾经为近代的资本主义革命提供了相当有说服力的正当性依据,这是它的基本价值所在。然而,“天赋人权”毕竟只是一个自然法学语境中的概念。如果转到实证的层面上,人的权利真的源于上天的赋予吗?如果有人侵犯了你的天赋权利,比如自由权、财产权、生命权等等,你能向上天寻求帮助吗?上天能够为你的权利提供切实可靠的救济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无救济即无权利”,这句广泛流行的名言是说,人的权利依赖于救济机制;如果没有一套救济机制,人的权利将不复存在。现代社会,谁能为人的权利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当然是国家机构。也许有人会说,民间的“私力救济”或远古时代的“复仇”,就不需要国家机构的介入。我相信,某些特殊的环境下,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它们只能归属于特殊的例外情形。假如碰上外敌入侵、黑势力横行、流行病肆虐、劳工遭到资本的普遍挤压,等等之类的侵权事项,“私力”恐怕就只能望洋兴叹了。因此,在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中,人要真正地享受自己的权利与自由,就必须以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构的存在与运转为前提。如果没有这些国家机构提供的救济和保障,人的权利与自由是不存在的。 然而,救济个体权利、个体自由的国家机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国家机构的建立一与运作,必须依赖于以纳税方式汇聚起来的公共财政。如果把国家机构及其公务人员视为个体权利和个体自由的守护人,他们领取的报酬只能来自于纳税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尔姆斯和桑斯坦相信,个体权利和个体自由最终依赖于税;税就是个体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支付的代价或成本。通过纳税汇聚起来的公共财政支撑了国家机构,正是通过国家机构的立法和司法,人的权利和自由才被规定下来,并成为可以得到救济的权利和自由。就是说,只要国家法律向个体授予一项权利或自由,就意味着国家机构承担了一项救济这种权利或自由的义务。而所有的权利救济和自由保障,又离不开公共财政的支持。 不仅如此,随着霍尔姆斯和桑斯坦的分析的进一步展开,我们还可以发现,由于税收汇聚起来的公共财政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因此,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公共财政的分配方案就会直接决定权利的配置状况。比如,当国家把公共财政更多地用于医疗和社会保障,以支持老年人及其他弱者的时候,这些群体的福利权得到了较好的保障,但是,其他类型的权利、其他群体的权利,受到保障的力度必然会发生相对的下降。又比如,当政府把公共财政的支出向公立教育倾斜的时候,人们的受教育权将会得到更多的实现,但与此同时,用于维护社会治安的费用又可能被压缩了。这说明,对于权利的格局,公共财政的分配方案将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传统的法律学说中,权利的成本问题几乎被人忽略过去了。权利话语总是高调的,总是令人鼓舞、让人振奋,只要一说起我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