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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的研究，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谈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摘要：2008年9月的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中,“凯氏定氮法”受到质疑,从事分析测试的科技工作者开始讨论新的检测食品中蛋白质含量的方法。本文试从ANT-即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来分析“问题奶粉”中涉及的科技问题。在ANT的框架中,“凯氏定氮法”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分析技术,而是乳制品生产销售消费网络中的积极行动者。它的参与导致网络中的各种关系的变化,并最终促使了技术本身的发展。 2008年9月,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震惊全国,世界注目。其实,早在数月前,某些地区就已经发生较多婴幼儿出现不明原因并集中罹患肾结石的现象。当时,在分析病因时,有人曾联想到奶粉问题(因为婴幼儿的主要食物是奶粉),并对可疑奶粉进行了检测。遗憾的是,当时得到的结果是:“被检奶粉合格”。这就把人们的视线引入歧途,放松了对奶粉的进一步追查,最终导致数月后问题在十几个省范围内的大爆发。问题爆发后,由于在患儿尿液中发现三聚氰胺的代谢物,然后倒推检测,才算查明事情的真相———在奶粉中混入了三聚氰胺!于是人们责问检测部门:原来“合格”的奶粉合的是什么“格”?为什么没有发现其中的三聚氰胺?这必将涉及到现行的质检技术以及“标准化”制度等深层次的问题,也正是在一种突发事件出现的情况下,人们开始从社会的角度重新审视科技的问题。 和其他西方现代学科相似,食品科学以及营养学的基础正是相信客观能够完全脱离于主观,“科学”地存在。在此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技工作者致力于追寻纯净的客观物质,统一的客观理论,而人们往往忽视了正是在此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实验室的工作正是理想状态下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中介。许多中国、美国实验室工作人员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也在积极地参与创作这个世界,而并不是纯粹的客观性研究。“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再一次证明现实生活中,任何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个体,包括人、动物、植物,甚至是实验室中的仪器,都以各自的存在和活动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 行动者网络 Actor-Network-Theory,ANT,理论并不认为主体与客体、文化与自然、社会与科技之间有根本的划分和不同。首先,无论是人还是技术,各自的孤立存在是不具意义的。他们的意义体现在与其他个体的联系之中, 个体行动者不是停滞的、固定的,而是根据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同其他个体的关系而不断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个体包括人和技术都不是清晰的、稳定的,而是模糊的、多变的。以“问题奶粉”事件中的三聚氰胺为例,化工词典给予的解释是:一种三嗪类含氮杂环有机化合物。这种精髓式的解释与存在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现有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它真正存在的意义却是当它与其他物质发生关系的时候,改变了现有的秩序。比如,当它用于制造业,可与甲醛发生反应,形成三聚氰胺-甲醛树脂;当它被不法分子用于食品工业,可以提高食品的含氮量,作为“伪蛋白”,以达到“凯氏定氮法”所测蛋白质含量的技术指标的目的;当它进入人体肾细胞中,和氰尿酸相遇,形成结晶体,沉积形成肾结石。在上述三种不同的关系中,三聚氰胺展现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要了解什么是三聚氰胺,必须把它放置在动态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不能孤立地谈论所谓的“特质”或“毒性”。 其次,为了批判性地对待科学技术,ANT将人和非人的科技、机构、市场主体等在认知论的层次上都称为“Actor”(行动者),他们都具有同样的行动能力。人的能动性很容易理解,而ANT提出的物的能动性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从ANT出发,看待在“问题奶粉”事件中的“凯氏测氮法”,它就不仅仅是检测食品中蛋白质含量的一种被动状态下的技术手段,它本身也具有能动性(agency),因为它直接引起了很多其他社会成员的决策行动:如何增加奶产品中的含氮量?把技术和其他传统意义上的客体赋予主体性,有利于我们用动态的观点来审视网络中的每一种关系及整个网络的复杂性。 应用ANT理论思考蛋白质含量的检测技术,即把该技术看作是整个网络的一个行动者,可以有效地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从而最大程度避免科学简化主义带来的弊病。在“问题奶粉”事件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乳制品网络”:奶源(奶牛、奶农、养牛场)、乳制品加工企业、奶制品供应商、国家质量检测机构、销售商、消费者、医院等。这个网络建立的基础是“高蛋白乳制品可以提高婴儿的身体素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网络中那些被认为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因素,比如科技活动、实验室工作等,人们往往并不细究其复杂的过程,而是将之作为一个不需解析的整体拿来讨论。这被布鲁诺·拉图尔称为“黑箱”化,譬如,该乳制品网络中的质量检验的实验室中的技术问题———“凯氏定氮法”。人们很少在意从事检测的科技人员在实验室中是如何进行“凯氏定氮法”的研究工作的,而只讨论其所出具的结果。从ANT出发,这一系列的研究、实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