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60年往事.docVIP

[标签:标题] 2016 PAGE12 / NUMPAGES12 感谢观看本文谢谢 《人民检察》60年往事 法学界名家大量在《人民检察》上发表文章，并引以为豪，《人民检察》也开始走入学界与社会的视野，逐渐成为中国法治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块理论阵地。 中国论文网 /2/view-7413034.htm 　　956年的夏天，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编译处处长的任重捷，接到一纸《关于出版“人民检察”的决定》，要求他于1956年6月创办《人民检察》。从此，在最高检北楼偏东的编译处办公室里，任重捷与他的团队开始了一段筚路蓝缕的日子。 　　其实，距此两年前，39岁的任重捷出任编译处处长的时候，院里已有一个刊物，名为“检察工作通讯”。任重捷明白，创办《人民检察》，在规模上、内容上一定要强于“检察工作通讯”。在国家法制日渐健全的背景下，检察制度和检察组织也需要迅速健全起来，《人民检察》就是因为这个需求而诞生的。那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也明确了这一点。 　　然而让任重捷没想到的是，他与他的团队一手打造的《人民检察》，不仅超越了“检察工作通讯”，更在历任负责人励精图治之下，随着中国法治的发展，成为中国检察理论与研究的主要阵地，经历了60年风雨，虽有短暂停刊而终于屹立不倒。 　　今年6月，正是《人民检察》杂志创刊60周年的日子。从1956年到2016年，几乎是伴随了整个中国检察制度的起伏与发展，这本背靠中国法治进程、面朝万千人民群众的杂志从风雨中走过的一甲子年岁，显得尤为珍贵和庄严。 　　历经两度停刊的内部刊物 　　1996年6月25日，在《人民检察》杂志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说了一句让全场同志都感同身受的话，“当年，我们是读着《人民检察》成长起来的”。 　　《人民检察》第一任负责人任重捷也在席中，他的长子尹西林说，父亲经常提起张检察长这句话，成就感溢于言表。而这句话也让他想起许多往事，40年前那些陪伴父亲燃着艾卷伏案工作的日子，似乎就在眼前。 　　在刚创办《人民检察》时，任重捷患有严重的胃病，发作的时候疼痛难忍。然而《人民检察》每月要出一期，组稿任务很重，任重捷每天忍着病痛去上班，忙不完的时候还经常带着校稿回家加班。 　　任重捷妻子那时在远郊补习文化，周末才回家，所以，平日里给任重捷抓药、推拿、艾灸的工作都落在了还在上小学的长子尹西林的身上。那些晚上，总是尹西林骑在任重捷背上为他推拿，而任重捷则趴在枕上全神贯注地改稿。 　　1956年6月，《人民检察》正式创刊，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题写了“人民检察”的刊名，刊物以月刊的形式对内发行。 　　在尹西林印象中，在《人民检察》的时光是幸福的。创刊初期的《人民检察》编辑部，即编译处办公室，在最高检北楼偏东的位置。办公室门背后有个麻袋，里面装有许多空信封，都是全国各地检察院寄来稿件拆剩下的。信封上的邮票成了尹西林集邮的来源，“全国上千个基层检察院，邮票种类丰富，我在《人民检察》编辑室的废纸袋里幸运地享受了集邮‘特权’”。 　　任重捷与编译处的努力没有白费，刚创刊的《人民检察》定位于全国检察机关的内部刊物，以宣传中央对检察工作的方针政策、传达最高检有关工作的决定和部署、并宣传各地检察机关的办案经验为主，刊登了大量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文章，受到各地检察院的热烈欢迎。后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公安、检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任重捷和编译处被评为全国检察系统先进个人和集体，并授予证书、奖章和紫绒奖旗。时任最高检检察长的张鼎丞在主席台上笑吟吟地把奖旗授给任重捷。接锦旗时，任重捷被足下卷起来的红毯拌了个了踉跄，差点儿闹了笑话。 　　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下半年，所谓的“基层政权消亡论”“有事办政法，无事办生产”等论调铺天盖地、甚嚣尘上。1960年，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最高检只留二三十人，各项业务缩减，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指导名存实亡。由于办刊人员悉数调走，《人民检察》在出版了76期之后便停刊了。 　　停刊持续了两年时间。1962年，根据中央的意见，最高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恢复各级检察院的组织，并恢复和新设立最高检本身的业务机构。随着检察工作的恢复，同年12月30日，最高检作出《关于“人民检察”复刊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适应检察工作的需要，《人民检察》于1963年复刊。 　　复刊后的《人民检察》，延续之前的定位与功能，刊发了一系列有关检察工作各个方面的文章。随着“五反”运动的开展，检察机关关于“五反”的文章陆续刊发。随后，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指示下达，依靠群众办案成为1964年、1965年检察机关工作的重点，杂志也持续进行了宣传和报道。 　　然而，《人民检察》也逐渐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