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隋唐五代史究的回顾与展望.docVIP

张国刚《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 张国刚 《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 前30年内发表的论文不多，主要是考证性文字。其中史籍考订41篇，其他考证文章24篇，论述性文章仅8篇。人物研究的文章涉及近150人，绝大多数为文学人物，政治、学术人物仅10%。最能体现这个时期的时代特色的是西域考古学论文。黄文弼、向觉明（达）等介绍了西域考古的新收获；罗振玉、蒋斧、王仁俊、刘复等刊行了敦煌残卷；韩儒林翻译介绍了西方学者对突厥三碑的研究成果。1937年以前，主要局限在考史、补史方面，包括运用新材料如西域出土文献所做的考订。30年代起，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些唐史学者，运用西方新的理论学说，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使唐史研究出现了别开生面的格局。 30-40年代的隋唐五代史研究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是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一个高峰。社会经济史和财政史的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代表性的著作是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以及他与陶希圣合著的《唐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5）等。代表性的论文有叶芷荪“隋唐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第2卷，1934）、吕振羽“隋唐五代经济概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等。《唐代经济史》以其新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当时重要的报刊如《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中国社会经济集刊》等都发表了书评。《食货》双周刊在1933年创刊后发表了许多关于唐代经济史和财政史方面的论文。该刊发起了唐代经济史讨论，将论文汇编成集出版；也翻译和介绍了不少日本学者的经济史著作。从此以后，租庸调、两税法、均田、庄园、漕运、邸店、盐铁、茶税、钱荒等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唐代经济史、财政史经常涉及的课题。 在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史方面，陈寅恪“元白诗中俸钱问题”（《清华学报》10/4，1935）、刘樊《五代的幕府》（《食货》5/1，1937）、桑伯华《汉唐间地方行政区分的演变》（《天津益世报·食货》27，1937/6/8）是比较早的论文。抗日战争以前对于隋唐五代重大政治事件、政治思想和重要军政人物的研究成果并不突出。少数评点式的论文仍然可以见到，如马其昶“唐代藩镇论”（《民彝》1/4，1927）。但是大多数成果都是考证性的文字或史料编纂性质的作品，如孙诒让“唐静海军考”（《国粹学报》5/9，1909）、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连载于1930-1931年的《东北丛镌》）等。这些都仍然反映了传统的研究方式。这个时期比较引人注目的讨论是刘盼遂、朱希祖、陈寅恪等人关于李唐先世氏族的研究。陈寅恪关于李唐氏族的意见，后来在40年代出版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集中的体现。在社会史研究方面，30年代广义的社会史内容很丰富，除了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外，还包括妇女、婚姻、家庭、宗族和社会制度等方面。董家遵“唐代婚姻制度”（《现代史学》1/1-2，1933）、黄现璠“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13， 1934）等等是其时的代表作。 本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前期是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其主要标志是出版了多部断代史作品，从1955-1965年10年间出版了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7）、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三联书店，196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二两册（人民出版社， 1965）。显然，这对于隋唐五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对于促进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断代史著作的内容和体例各有特色。岑著《隋唐史》基本上是札记性质，吕著《隋唐五代史》则以史料丰富见长，这两位史学家都属于三十年代就发表作品的本世纪的第一代唐史学者，其著述体例或语言风格，都比较多地保留了传统方式，因此迄今的重版和再版，是对其学术价值而不是对其断代史编著体例的肯定。范著作为通史中的一个部分姑且不论，其他几部断代史基本属于大学教材性质，它们开创的这种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农民战争几大板块来介绍一个断代的历史，比较容易吸收五十年代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样写出的断代史成为模式之后，便很难容纳社会史、历史人物的活动和典章制度等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缺陷便日益暴露出来。从这个角度说，不久前完成的白寿彝《中国通史》就是试图纠正这一偏向。 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隋唐五代史研究飞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比较重要的断代史著作有章群的《唐史》（1958，1980）三卷，以叙事详实受到称道。王寿南《隋唐史》（1989）为台湾地区的大专教材。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