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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1953年的时候，我对在1932年卡西勒发表其划时代的论文之后，围绕让－雅克·卢梭进行研究的文献作了一番考察，发现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日益兴盛。查尔斯·W·亨德尔（Charles W. Hendel）和罗贝尔·德拉泰二人的重要研究皆带有卡西勒解读卢梭的方式的印记，他们让我尤为印象深刻。十年过后，我抓住两次机会又看了一下迅猛增长的研究文献，印象同样很深。 第一次是1963年给平装本《让－雅克·卢梭问题》作一简短的序言；第二次是翌年写作篇幅更长的论文“阅读卢梭”（Reading about Rousseau），这是论文集《人道之党：法国启蒙运动研究》中的一章（The Party of Humanity: Studies o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211-61）。 在推理缜密的三卷书当中，让·盖埃诺巧妙地探察了卢梭遗留下来的大宗的和零散的自传性资料——书信、出版著作和卢梭所有的自白，他试图在书中重建卢梭的真实生活。事后之见未必聪明，盖埃诺显然是在避免这种情况，他灵巧地（有时甚至是逐日逐日地）追踪卢梭的经历，以发现在卢梭一生当中的每个紧要关头，对于成其为让－雅克·卢梭来说，什么是肯定十分重要的。 让·盖埃诺，《让·雅克》（Jean-Jacques, 1948-1952）第一卷《写在忏悔录》边上》（En marge des “Confessions,”1712-1750）；第二卷《小说与真实》（Roman et vérité, 1750-1758）；第三卷《一个灵魂的苦难与伟大》（Grandeur et misère d’un esprit, 1758-1778）。已有John和Doreen Weightman的英文两卷本译本Jean-Jacques Rousseau, 2vols.（1966） 盖埃诺雄心勃勃的这项事业为卢梭在其大名鼎鼎、影响巨大的《忏悔录》里留给后人那精心打造的形象提供了必要的矫正。 盖埃诺用所有留存下来的证据耐心地复原卢梭的生活，这标志着在对卢梭的分析中出现了一个朝内的转向。这并不意味着冷落了卢梭发表的著作，而是将其融入他整个的存在。另有一项对于卢梭其人的内蕴的探索也许更惹人注目，而且很可能也更有影响，它就是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对于卢梭如何成其为卢梭这个问题的研究，这项研究声名卓著，而且也理应如此。 《让－雅克·卢梭；澄澈与阻隔》（Jean-Jacques Rousseau; la transparence et l’obstacle, 1957; 1971第二次修订版）??英文译本Jean-Jacques Rousseau：Transparency and Obstruction于1988年刚刚出版。在另外几部作品中，斯塔罗宾斯基重又开始研究卢梭，著名的有收于《欧洲启蒙运动：赫伯特·迪克曼60寿辰纪念集》（Europ?ische Aufkl?rung.Herbert Dieckmann zum 60.Geburtstag）（1967）中的“卢梭与语言的起源”（281－300），以及收于R. A. 利编辑的《两百年后的卢梭，剑桥两百周年研讨会辑录》（Rousseau after two Hundred Years，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Bicentennial Colloquium, 1982）中的“卢梭与雄辩术”（185－205）。 与卡西勒一样，斯塔罗宾斯基发现了卢梭在本质上的统一性，但与卡西勒不同的是，他主要是在卢梭极度私密的经历中昧暗、隐蔽的幽邃之处发现这种统一性的。斯塔罗宾斯基就这样将学术分析中心理学的、移情的风尚发扬光大。当然，卡西勒并没有对卢梭的内心生活视而不见，但他有意侧重于卢梭行世的文本。在斯塔罗宾斯基看来，当卢梭是个小男孩时遭遇了为他日后饱受摧残折磨的生活——以及工作——打下伏笔的第一次创伤。这是一件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有人指责卢梭弄坏了一把梳子，这并不公正，但卢梭却无法说服指责者梳子坏了并非因他之过，卢梭遇到了他澄澈的良心与一个愚钝而不友善的世界给他那自认清白的存在所设立的阻隔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从此之后，卢梭与他人分隔、疏离开来，那澄澈与阻隔之间的紧张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苦痛，对于这种苦痛他强迫症般反复思量并受虐狂似的一再重现。他最想要，也最需要的是恢复澄澈并克服疏离。在卢梭以后的一生当中，这种痛苦的紧张将遍布于他的著作之中，并最终让他无法忍受。斯塔罗宾斯基主张，这些作品“意图一致”，即“旨在保护或恢复澄澈。” 斯塔罗宾斯基，《让－雅克·卢梭》，14。 如此粗略的概括对于斯塔罗宾斯基那精妙的考察来说远远不够。但即便只是快速浏览一遍他这本书，我们也可以得知，在斯塔罗宾斯基对卢梭全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