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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贬背后有文章《鸿门宴》教学中如何定位对主要人物的评价(《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2-8)
褒贬背后有大文章
——《鸿门宴》教学中如何定位对主要人物的评价
河北廊坊师院■王 霞
在《鸿门宴》(高语必修1)教学中褒刘贬项的倾向是很分明的,我们认为项羽“政治上无知,自大轻敌,刚愎自用,不善用人,又带有直率的赳赳武夫的性格”(人教社2007年第2版《教师教学用书》),而刘邦则是“善于用人,能言善辩,善于应变”。虽然这种评价由来已久,但质疑之声也从未停止过。我们认为应该从分析作者的态度入手考量文本,以求得出一个更合理的结论。尤其是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对作品的主题和它更深广的背景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切盼得到同行和方家的指教。
一、《项羽本纪》中作者对刘、项的基本态度,《鸿门宴》中仍一以贯之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历来为人称道,班固在《汉书》中称他是“实录”,“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但是,《史记》又被称为“无韵之《离骚》”,作者在一篇篇人物传记中挥洒自如地表现着自己的情感和个性,《项羽本纪》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司马迁一方面把刘邦看作是天才的政治家、战略家,他能进能退,能屈能伸,能知人,善察时,心胸开阔;虽然有些战役败得很惨,但总的来说他的最终胜利是必然的。不仅《高祖本纪》,而且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都很清醒、客观地表现出这一点。但司马迁在刘邦身上也写了很多明显带有道德评价倾向的细节。如彭城之战溃逃途中:“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如此丑态百出,对亲生子女如此绝情,人品实在低劣到极点。至于面对项羽要烹煮其父逼其决战,刘邦要求“则幸分我一杯羹”的无赖嘴脸等等,千年以下人尽皆知。
对于项羽,司马迁一方面毫不掩饰他身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他不懂政治,缺乏谋略,特别是他性情残暴,攻下敌城往往是“皆坑之”、“尽屠之”;但另一方面他又以饱蘸浓情的生花妙笔刻画了一位战功显赫、豪气盖世的千古英雄。“痛别虞姬”、“垓下作歌”、“东城之战”、“乌江自刎”,已成千古绝唱。钱钟书《管锥编》引清代周亮工的话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0)与其说这些是史实,不如说是司马迁心中的传奇!我们从这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作者的褒贬之情。
《鸿门宴》是《项羽本纪》中最为精彩的段落之一,难道作者在这一段故事中的褒贬态度与整个全篇中基本的倾向有所不同吗?
首先我们看到,因为刘邦要在关中称王,此事传出,引起项羽震怒,暂时处于弱势的刘邦即将大祸临头,是谁来为刘邦集团揭开解除危机的帷幕?是项羽的叔父项伯。一切起因于他心中对朋友张良的牵挂,他不忍朋友身陷即将倾覆的危巢之中,“夜驰”“私见张良”。就此一念善因,引出千古“鸿门宴”!
项伯并非有意出卖项羽,但他的善良却被“朋友”张良所用。他和刘邦一起设下重重圈套,撒谎、讨好项伯,利用对方的轻信、糊涂和善良,把冒死前来救他的朋友一步步拉进卖主助敌的真正的不义之中。就张良的所作所为来看,说自己“亡去不义”只是他口中的幌子,他只在意功利。
刘邦此前称王的急切、嚣张与闻险后的慌张、惶恐形成鲜明对比;为脱险低三下四、无所不为。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细节描写:张良问“谁为大王为此计者”,答曰“鲰生”——前面让他言听计从的人,此时在他口中立即变成了浅陋无知的小人;刘邦见项羽,刚刚还在居关称王的他,短短的几句话里连续三次自称为“臣”,冯其庸先生据此评论说:“刘邦是一个善于斗智,能够屈身待时而又有点流氓习气的人物。”(冯其庸.名家品史记[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1:209);借“如厕”之名脱身而去,临行叮嘱张良:“度我至军中,公乃入。”——那张良他们如何脱身呢?司马公毫不客气地将这位开国君主胆小、自私的丑态刻画出来,历历如在眼前。
刘邦集团在“鸿门宴”中出场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樊哙,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是《鸿门宴》中一个光彩夺目的“粗犷而又机智”(《教师教学用书》评语)的英雄形象。周振甫先生在《史记集评》中说:“《萧相国世家》云:‘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然则曹无伤之言(‘珍宝尽有’),未尽虚妄。谢项羽之玉璧与(范增)之玉斗,高祖何从得之,可知非毫无所取也。”(周振甫.史记集评[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2:37)也就是说,樊哙对项羽那番“义正辞严”的指斥全是谎言,所谓“英雄”行为不过是在张良安排之下孤注一掷、大胆冒险的表演,同时在他声色俱厉的表面下又暗含着意奉承、高抬对方的用心,堂而皇之大谈“天下”不过是掩盖小集团的利害;更可笑的是,明明是不顾一切的逃跑,却还要强调“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高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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