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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 2012年11月1日　　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风险社会》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风险社会”即将在东方的中国形成。的确，这本旷世名作甚至没有提到中国。 在二三十年前，风险还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学者关注的焦点，更没有进入中国人的日常词汇。在一个刚刚走向“商品经济”的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处于一种类似于传统社会共同体的模式之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生活遵循一套比较固定的规则和节奏，人们的日常行为都有一个比较确定的预期。这些期望是家庭、单位和国家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赋予的。 在这种制度下，预期被严格“计划”和管理：国家牢牢掌握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对个人占有的生活资源采取既封顶也封底的全面控制。生活在这样一种秩序下的人们面对生活中种种无法逆料的事件，往往会试图用古老的“命”“运”来将其合理化，会通过传统的命理学加以窥测，会抱着“好人一生平安”式的朴素信仰在心理上规避它。即使是特别活跃和敏感的1980年代的知识界，似乎也没有对“风险社会”这种概念产生太多兴趣。换句话说，那个年代的中国与西德社会完全处于两个不同世界，中国社会缺少产生“风险社会”的制度环境，当然也就缺乏产生“风险”的心理条件。 在西方，“风险社会”始于中世纪城堡政治的解体，而市场化则使风险社会成为现实。风险社会既是一种客观存在，更基于一种趋于理性计算的社会心态——理性计算取代了传统习惯和规则，它又是社会生活的货币化和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只有社会的货币化和市场化达到一定程度，当精确计算和细致规划不再是统治者的核心工作而成为人们生存所必需的时候，风险作为一个概念的价值才凸显出来。 中国也如此。风险概念在中国真正流行，还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在1994年全面经济改革之后。从那时起，中国社会对于风险的强烈感知几乎与改革步骤平行。“风险”首先产生于经济改革的核心区域，例如私人企业、股市、保险业以及改制中的国企，然后随着市场化的脚步扩展到教育、医疗、住房、土地和就业等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最后更通过食品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环境污染、生态灾害、粮食安全等全局性议题，逐步成为关乎整个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 风险社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人们发现，生活最大的“未知数”，例如生命的长短、财富的多少、文化的高低、事业的成败、地位的高下、权力的大小，以及各种人伦情感的维系，都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以前曾被认为无法改变或者很难改变的，除了生死，现在似乎都可以依照主观努力来改变了，而且成为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意志甚至道德品质和生命价值的基本尺度。这诸种尺度中又以财富为核心，因为财富逐渐成了决定其他价值的衡量标准和交换手段。 没有人能预料到，中国人在经历了几十年几乎没有个人财富的生活之后，现在又必须面临一种财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中的生活。以前一直处于生活边缘的，由身份支配的财富问题，现在变成了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中心议题。以前一直没有进入不确定领域的问题，从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到工作甚至婚姻的稳定，现在居然变成了很多人日常的担心。先前主要是一个人面临的失败和破产的风险，逐渐变成整个社会对于老无所依的恐惧，对于钱不值钱的忧虑，对于世风日下的警醒，对于水和空气的担心。从风险的层次上来讲，人们越来越感到社会风险的集团化，即从个体风险发展到了系统或者社会风险。 简而言之，短短20年间，中国已然从一个对风险没有概念的社会，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很多人存有危机四伏感觉的风险社会。这不能不说是当今世界的最大变局。一开始，中国人还是对市场所带来的自由和解放抱有无限期望的。1990年代初，许多人下海，虽然最后多数人可能并未获得成功，但现在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私营企业和私营资本，正是当时一些有勇气承担风险者的丰厚回报。在全面改革刚开始的年代，风险常常被看作是机遇的代名词。最重要的，社会主流对于蒸蒸日上的国民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并没有任何异议。 换而言之，社会共识认为系统风险比较小。但到了最近几年，从留学移民到投资移民，精英移民变成一种无法遏制的趋势。似乎就在短短几年之间，人们看到一种风险社会的爆炸式成长，很多人开始要逃避中国式的自由（如果借用哲学家弗罗姆“逃避自由”的名言）。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社会“风险化”来的这么快？中国式的“风险社会”与20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变局有什么关系？理解这些现象的成因需要进一步分析中国式风险社会的结构。 中国式风险社会 让我们对风险做个最简单的分类。前面提到风险可以分为个体和系统的，前者主要影响个别的人、家庭或者企业，后者则可以波及某个地方社会，全社会的某个层面，整个国家甚至于全球社会。这是以波及范围而论。如果以风险的涉及时间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