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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事自我交易行为的效力认定及救济途径 ——兼谈对《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完善 江东区人民法院 赖伟 【内容摘要】董事自我交易行为是现代商事领域中经常发生的现象。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对董事自我交易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对未经股东会同意的自我交易行为的效力认定问题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争议不断。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对董事自我交易行为的效力认定及救济徐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结合国外立法提出对《公司法》董事自我交易行为相关规定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公司法　自我交易 效力 派生诉讼 救济徐径 所谓自我交易，是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任职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公司与其一名或多名董事之间的自我交易的危险在于，在这样的交易中公司有可能被不公平的对待。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董事自我交易违反上述规定的，便属董事违法自我交易。但该条第二款仅规定因该自我交易行为所得的收入应归公司所有，对其交易的效力状况则未予以明确，以致司法实践中对于违反该条规定的董事自我交易行为的效力判断认识不一，处理方法和结果也各异。这既不利于防止董事滥用权力与公司进行自我交易进而损害公司的利益，也有损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因此，如何理解和适用该条款的内容乃是我国公司法研究中的一项新的课题,本文拟对其作一分析和研究。 一、问题的引出 1992年11月23日，宁波A公司出资37.71万美元、美国B公司出资46.09万美元共同设立宁波中美C公司。2011年3月18日，宁波A公司的控股股东兼董事长项某以自已的名义与宁波A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将宁波A公司持有的上述45%的宁波中美C公司的股权以人民币1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自已。同日，宁波中美C公司的另一股东美国B公司表示同意上述转让股权协议，并承诺放弃优先购买权。双方遂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至2014年，宁波A公司的另一小股东洪某因与项某产生纠纷，认为当初该《股权转让协议》未经股东大会同意，项某作为大股东违背股东的忠实义务控制公司与自已发生交易以获得个人利益，遂于2014年7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案件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项某虽提供2011年董事会的同意决议，但无法证明该交易行为经股东大会同意，一审法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仅为管理性规定，不能据此断定《股权转让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同时，通过对股权转让价款及交易过程进行实质审查，认为交易未违反市场公平原则也并不存在其他合同无效的情形，遂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中，项某补充提交除洪某之外其他股东追认的情况说明，二审法院遂判决维持原判。 这是一起典型的董事自我交易案例。通过这则案例，不难看出，法院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判数是基于对《合同法》第 五十二 条第（五）项中“强制性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所作出的。该法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那么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的合同是否就为无效合同呢？在《合同法》施行一段时间后，为了鼓励交易，严格限制合同无效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性规定分为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其中，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200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009 年 7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 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虽然有了上述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但由于没有在立法层面很好地解决两者区分的具体标准，以致司法实践中有关的争议和讨论一直就未停止过，大有剪不断、理还乱之趋势。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对董事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进行自我交易的效力判断自然也就争议不断。 二、董事自我交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