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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语文教学中的“文道统一” 江苏省邗江职业教育中心校 倪福疆 “文”与“道”原是中国古人关于文章评论的提法，指的是文章的形式和内容，文道统一，即指形式与内容的互相依存和辩证统一。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古人已有精辟的论断：柳宗元提出“文者以明道也”，周敦颐也曾指出“文所以载道也”，元代的郝经也透辟地提出了文与道相生相克的整体性——“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总之，文因道存，道以文显，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语文教学借用“文道统一”这一传统的说法来解释语文教学中语言文字形式和思想内容的关系。古已有之，传统的语文教学，讲究的是义理、考据、辞章。其中的“义理”，是指探究文章的内容、文章的思想；“辞章”，是探究文章的句法、章法，文章的形式；“考据”，则是指对于文章的语言文字和用典引语的考证的辩伪，是为正确探究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服务的，较好地阐明了“文”和“道”的关系。然而作为现代语文教学原则的“文道统一”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那些新的内涵。 一、现代语文教学中的“文”与“道”以及“文道统一” 把文章创作的文道统一观运用于语文教学，作为语文教学的根本原则，其涵义就更为丰富，更为宽阔。从语文教学的角度上说，文，包括语言形式知识的传授，掌握语言形式技能的训练，听、说、读、写等语文专门能力的培养，观察、思考、想象、联想等语文基本能力的开发,以及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的养成等。“文”体现了语文课程的工具性，语文本身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思维活动的工具，可帮助学好其他学科。道，包括政治观点的教育，思想品德的培养，人生哲理的启迪，科学常识的传播，形象意境的感染，情操美感的熏陶，意志性格的磨练。“道”体现了语文课程的人文性，通过语文学习，吸收民族文化的智慧和人类文化的营养，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 “文”与“道”的关系长期争论不休，概括起来有以文为主、以道为主、文道统一。 “五四”以后，一些思想文化界的革新派，鉴于语文教育中封建复古势力的严重存在，坚决的要求在语文学科中着重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他们把“道”强调到脱离了“文”的不适当的位置，所以叶圣陶、朱自清两人在四十年代回顾“五四”以来语文教学状况是曾经这样说过：“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注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平衡。”1920年，陈启天在《中学的国文问题》一文中，就已经提出语文教学应有“正”和“副”两方面的目的。“正的目的”是：1、要能说普通语言；2、要能看现代应用文和略解粗浅美术文；3、要能做现代应用文。“副目的”是：1、要启发思想，锻炼心力；2、要了解和应付人生和自然。他用正、副目的的概念正确地概括了他对语文教学中“文”与“道”关系的理解。在1925年，朱自清发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反对将“人的教育”的全副重担都放到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他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双重目的：1、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技能；2、发展思想，涵育情感。他并明确指出：“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而在分科原则上说，前者是主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实施时，这两个目的是不应分离的，且不应分轻重，但在理论上，我们须认前者为主要的。”在这里，朱氏第一次从理论上正确阐明了语文学科中“文”与“道”的不可分离性以及它们的主次关系。这样一种观点，后来逐渐被多数人所接受，从而推动了三十年代语文教学的发展。 实践证明：片面强调“文”或“道”都有明显的弊端，关键在二者的统一上。“文道统一”的真正的内涵应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一篇文章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语文教学要注意智育、德育、美育的统一即语言文字的工具性教学与人文、科学、思想、情感教育的统一；语文教师要把握语文学科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作为语文教学的两个方面，文与道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统一的整体，这正反映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它们只有和谐统一于语文教学过程中才能相得益彰。 “文”和“道”的关系在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作了较好的阐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即“文道统一”。 二、语文教学中“文道统一”的必要性 1、“文”与“道”是不可分离的。首先，“文”不能脱离“道”，一方面，在语文教学要落实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的目标，不可能是单纯的语言文字教学，语言文字都是存在于文本之中，依赖于一定的语境，要做到对语言文字的准确的理解，就不能脱离语境。同样要正确的掌握字、词、句，也不能脱离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在阅读教学中，作为语文能力之一的阅读能力的培养，要求不仅了解文本的语言文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