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民法典上关于情事变更的规定.docVIP

大陆法上的情事变更原则 冯丽巍 一　　概述 1、概念 情事变更，根据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的定义，是指“为法律效力发生原因之法律要件法律行为或其他法律事实之基础或环境之情事，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致有非学时所得预料之变更，而使发生原有效力，显有背于诚信原则（显失公平）时，应认其法律效力有相当变更之规范” 。而根据《法学大辞典》的解释，情事变更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发生情事变化，致使合同成立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显失公平，则受不得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 国内民法学者对情事变更的解释均与此类同。可以看出，以上两种定义方式是有不同的，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情事变更制度的地位及适用范围的界定不同。这一点容后详述，此处仅提请注意。 2、沿革 情事变更是一项古老而又年轻的法律制度。根据台湾学者郑玉波的考证，世界上最古老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有了情事变更制度之端倪：“于穷困之时，所借六十价之谷物，于收获时，返还五十价之谷物为已足”，这是因为播种季节与收获季节谷物价格高低不同，为防止贷与人乘借用人之急迫需要而高利贷与借用人而设的规定。 而古罗马法则坚守契约应予严守的原则，未确立情事变更制度。日耳曼古法上亦有类似情事变更制度的规定：“若一处女或一妇女，于订婚后患癞病，或发狂或两眼失明时，他方得解除婚约。” 古教会法虽然继承自罗马法，但受日耳曼古法的影响，并出自人道的正义衡平之立场，在法文上承认了情事变更对契约应生影响，例如刀剑之借用于贷与人发狂时则借用人之返还义务应生变更；婚姻预约对象有麻风、发狂、失明或其他一定之情形，得解除契约等。 尽管学者认为，在这一人道主义及正义衡平立场上体现的一定意义上的情事变更原则的法条“与其说是情事变更原则在法制史上的早期表现，不如说是欧洲中世纪封建教会忽视个人自由、干预意思自治的例证” ，但它终究具有了情事变更的最初表现形式，并在注解中附有契约的默示条件为“若情事依同样之状态继续存在”，从而具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通说认为，情事变更理论上的真正起源来自于12、13世纪注释法学派著作《优帝法学阶梯注解》，其中有一项法律原则，假定每一合同均包含一个默示条款，即时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应继续存在，一旦这种情况不再存在，则准予变更或解除合同。这被称为“情事不变条款”。至16、17世纪，自然法思想居于支配地位，情事不变条款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凡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无论其属于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公法或者教会法，均有情事不变条款之适用。 受这一时期自然法思想的影响，情事变更原则在一些国家民事立法上有明文体现，如1756年巴伐利亚民法典第4编“其他给付义务之负担”，1794年普鲁士普通法第378条、380条、381条，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936条关于预约的规定。 随着自然法思想的衰落，加之情事不变条款有被滥用之情形，约于19世纪初，情事变更原则也跌至谷底，后来制定的几部重要的民法典，均未收入情事变更原则。 二　情事变更原则在大陆法系近现代民事立法上的体现 前面提到，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在制定之初均未确立情事变更制度，然而随着近一、两个世纪的世事变迁，情事变更制度的命运也在经历着前人所未能预料的变化。下面就来看看在近现代法上几种具代表性的情事变更立法体例。 （一） 无明文者 1、法国民法典 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诞生之时正值情事变更原则的衰落时期，且由于其深受罗马法之“契约必须严守”原则的影响，于立法上并未承认情事变更原则。尤其是第1134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一规定，被认为是对情事变更原则的否定。 但20世纪初叶，发生了世界范围的三次剧变：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和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1929－1933年经济危机。社会剧变促成了法律思想的转变，在学术界产生了“不可预见说”，希望以此作为情事变更原则适用的理论基础，但这一学说并未为判例广泛采用。在判例上，主要通过对第1148关于不可抗力之规定的扩大适用来解决情事变更对契约产生影响的情况，使当事人不负违约的责任。（“第１１４８条　如债务人系由于不可抗力或不测事变而不履行其给付或作为的债务，或违反约定从事禁止的行为时，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 　　2、日本民法典 日本民法典上亦无关于情事变更原则的原则性规定，但于一些个别的具体合同场合规定了类似情事变更制度的规定，如第609－611条关于租赁合同上因不可抗力情形而变更或解除、628条关于雇佣合同上因不得已事由而解除等等。通常对于涉及情事变更的情形，司法中多是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以及这些特别规定进行处理。值得一提的是第880条的规定：“就应实行扶养者或应受扶养者的顺序、扶养的程度或扶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