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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律如何处理社会热点刑事案件 1984年圣诞节前夕，在每天平均发生38起刑事案件的纽约地铁中，四名青年黑人靠近了一位身材瘦弱的白人工程师戈茨（Gotez），向他索要5美元。作为回应，戈茨连开数枪，四名青年全部受伤，其中一人终身瘫痪。 这一事件可以说是当时一种存在已久的社会矛盾的爆发，因此迅速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产生了“极其 尖锐并且经常是情绪激昂的评论”，“每个人都对戈茨枪击的是与非有一番高见”。有些人对地铁中经常发生的黑人混混滋事早有不满，把戈茨奉为“地铁义警”，对他开枪表示理解和支持，也有人反对戈茨的暴力行为。 戈茨于案发后第9天向警局自首，法律审判迅速主导了对此事件的评价，并成为各方关注的中心议题。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刑法学教授弗莱切（Fletcher）所著的《A Crime of Self-defense》（中译本《地铁里的枪声：正当防卫还是持枪杀人》，陈绪刚、范文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页码）作为一份关于此事件的重要法律分析文献，给对美国司法制度有兴趣的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 这本书主要是弗莱切根据自己参与庭审的过程，并结合将近1万页的法庭记录写出的，详细讨论了可能对戈茨定罪与否造成影响的各个相关的法 律要点。本案判决对美国刑法正当防卫标准的演化有着深远影响，这里笔者主要想说说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冷静”处理这样一个高度吸引眼球、民情鼎沸的案件的感 想。 法律问题的分解、具体化和案件处理的非情绪化、非主观化 有些法律知识的人大都能判断，该案关键在于戈茨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人杀人。但如何做出这个判断，则要比很多人预 期的复杂得多。例如，戈茨之前曾遭遇过抢劫的经历对他的心理造成了何等影响，那些黑人青年对他说的两遍“给我5美元”应如何理解，戈茨开的第5枪和前4枪 之间有无停顿，开第5枪之前是否对中枪者说过什么，那个中枪者当时是站着还是坐着等等，都对庭审中判断戈茨有罪与否有重要影响。而且这里的“有罪”和“无 罪”也不是一个笼统的定性。在美国的刑事审判中，一名被告被控诉的罪名通常很多，因为如果陪审团认为重罪不成立，就必须继续考虑轻罪是否成立。戈茨案陪审 团最后要回答戈茨是否构成13种重罪名加5种轻罪名的问题（第216页）。也就是说，法律不是在抽象地问这个人是不是坏人，做没做坏事，而是把被考量的行 为对照着一张复杂的坐标图进行仔细的比较。对事件的评论被具体化为一个细致的技术问题，每一个维度都需要用法律的游标卡尺慢慢测量。在这里，重要的是如何 按照既定、统一，因而显得有些冷冰冰的技术性的法律规则推导出结论。在此过程中，每一个有血有肉的参与者固然都会有自己的看法甚至偏见，但当他们参与做出 作为社会整体的、正式的评价即法律评价时，每个参与法律流程的操作和决定的人：法官、公诉人、律师、陪审团成员，都必须压抑、克制自己的情感，只是依据规 则办事。 这里值得多讲几句的是非法律职业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在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的本意是让陪审团作为社会公众常识的代表，来确认诉讼一方提供 的证据是否已经足以支持他们所提出的主张。因此，通常陪审团被认为有很大自由来决定作出判断，甚至有所谓可以“不遵守法律”的权利，即罔顾案情和法律规 定，而宣布被告有罪或无罪（对此的分析详见183页以下）。但实际上，陪审团仍然是存在于法律的“枷锁”中。 首先，控辩双方都有权在候选人中排除若干对案情有强烈倾向人，以尽可能地挑选出双方都认可的、立场公正的陪审员。候选陪审员如果隐瞒自己的观点倾向，则类似于作伪证，属违法行为（详见第5章）。 其次，在审理过程中，陪审员不一定会看到所有证据，例如有的证据与案情相关性甚小，又刺激性较大（如当事人在别的场合做过骇人听闻的事 情），如果提供给陪审团，则很容易导致这些普通人在感情冲动之下做出不当判断。故而在庭审中，陪审团时常会被请出庭外，而由公诉人、律师在法官主持下，通 过辩论来决定这部分证据是否可以或有必要出示给陪审团（详见第8章）。 再次，在审理过程中，陪审员不得通过读报、看电视等途径了解外界对案情的评判，也不得彼此讨论案情。在最后的陪审团讨论和裁决阶段中，他们也会被隔离，直到最后达成判断。 最后，法官会按照法律，对陪审团做出各种详细和复杂的指示，诸如在对被告的各项指控中，区分罪与非罪的法律标准是什么。也就是说，虽然 陪审团的原理是让普通人依靠常理来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越界，但如何在法律疆域内认清这个“界”的位置还是要由法官来指引。如果初审法院法官由于智识不足、 疏忽或私心等方面的原因而指示不当，陪审团的裁决结果可能会被上诉法院驳回。 总之，陪审员被要求扮演的是一个理性的、客观的对具体的案件事情和法律标准作出认辨的角色。在审判中，法律的解剖刀会把任何一起使人血 脉贲张，贩夫走卒有口皆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