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电大评陈体强之《关于承认的国际法——英国与美国的实践 》.docVIP

评陈体强之《关于承认的国际法——英国与美国的实践 》* [英] 埃利.贝克特陈体强著：《关于承认的国际法——英国与美国的实践》,L.C.格林 编,伦敦史蒂文森父子有限公司,1951年版,共计460页,定价四镑四先令。 陈体强教授曾在布莱尔利教授指导下在牛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但在这本书的写作工作全部完成以前，陈教授便不得不返回他的祖国，去接任他在北京的大学教职。本书在出版社的后续工作由格林先生负责，他为本书补充了最新的资料（放在方括号里），保证了本书在出版时的时效性。 在书的序言部分，陈教授叙述了劳特派特教授的同一题材著作在其写作工作顺利进行时提前出版的经过。那时的他曾考虑过放弃，不继续完成本书的写作，但最后他还是决心把书写完，由于他以为劳教授的书虽然“予人以启迪且为该领域之基本著作”,不过他在该书结论部分所持论点同劳教授的论点并非完全地一致。本人曾在《年刊》的1947年号上评论过劳特派特教授写的那本同名著作，所以如若能将此二书的书评作一比较，那定会十分有趣。虽然从宏观的研究方法以及该书的基调方面看，余以为陈著和劳著的论点之间并不存在如陈教授所说那么大的差别，但是对于陈教授能够坚持完成该书的善举，热爱国际法的莘莘学子一定雀跃于斯。 若干年以前，那些从事国际法律实践工作的人们常常有理由抱怨：国际法的著作往往只反映了著书人的个人观点——表现在一篇由若干国际法基本规则引申出来并富有逻辑性的论著里面——而没有或者很少利用国际法实践中的情况以及权威判例去支持他们的论点，抑或是根本就顾不上那些与著者意见相左的国际法实践和权威判例。然而，当我们审视一下如今在英国出版的那些国际法著作，就会发现这些作者已经在背离这种做法的道路上走出很远去了。陈教授的著作里面到处都是针对有关国际法实践和权威判例的脚注和援引，几乎每一句话都有脚注，单是书中援引的司法判决的案名就列了整整八页之多。即便要给本书挑毛病，或者此书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国际法学者和研究人员接受的地方，但由于该书涵盖了有关承认问题的所有实践和权威学说，所以仍然是有其价值的，著者为完成本书所付出的汗水一定令人难以想象。倘若本人要说此书的内容方面做有点过头了，那或许是由于著者在引用某些国际实践和权威判例有时显得缺乏审慎的考虑。如若本书少一些引用，并能更好地保证书中所有的引证都是为着被证明的观点而引用的话，那么读者们一定会感到更加满意。在某些场合——在某些引证的内容恰好是本人所了解的情况——至少可以这样说，被援引的先例如果作它种解释将显得更为合理，并且这些先例实际上不能达到证明的目的。 这里有必要谈谈《国际公法案例报告年度摘要集》一类的著作，凡是对世界各地人们研究的任何的国际法问题都有影响力的司法判决，该书都加以关注，其作用无可替代。在过去，《案例年摘》（出版时间越靠后，包括更多的案情简报）一般采用“一小段、一小段地援引判决书的原文”的引证方法，但这样做有一个缺点，因为要充分了解相关案件的争执点以及法官将要面对的双方理由，就必须把引文放在所引材料的上下文中理解，才能体会出引文的真实含义。倘若采用了这种方法，有时所引用的学说似乎并不是引文的本意。更糟糕的情况是，所引观点往往只是法官在判决书内作出的附带意见，而同该判决的主要理由没有丝毫关系。或许有人还会拿出其他一些理由，比方说国内法庭的法官并非执掌国际法的“理想人选”，再如，在他们面前有关国际法问题的法庭辩论活动——由于种种原因——很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开展。这样一来，面对某个国内法庭法官的判决书中一段针对某一国际法问题作出的论述，其中到底包含有多大参考价值就必定应考虑许多方面的因素，而要想讲清楚这许许多多的因素，仅仅引用几句判决书的文字显然是不够的。并且，面对先例该如何取舍，还应估计到对某一问题做出判决的特定法院的立场。 为了证明上面的观点，这里试举一个不大不小的例子：陈教授的书中援引了英国区法院在“穆雷诉帕克斯”案中所下判决书中的某些文字（该案正文参见本刊1944年号的第219页），但正是这些引文极可能让读者感到不知所措。因为被从判词中摘录下来以后，这些引文对英联邦国家相互间关系的论点显得完全和人们有关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常识相左。然而倘若通读该案全部判词，再结合法院所采的立场，那些引文的作用既非如著者所言那般地惊世骇俗，也非属意义非凡。 布莱尔利教授在本书序言部分中复述了著者对于有关承认问题的国际法的基本观点。 简言之，陈教授在书中率先提出一个论点，即国际法学者分为两大派别：一为实在法学派，该派论者认为，主权国家乃国际法上权利义务的根本来源。另一派为自然法学派，此派论者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