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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谈父亲白崇禧：望历史公正地替我父亲写传 2014年06月15日 01:35来源：新文化报 当时我父亲如果被家人拦回去，我觉得他最有可能在当地当一名教师。的确，一个人的一生有一些偶然的事情是起决定作用的，他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进入了民国历史，所以改变了他的一生。 1963年1月，白先勇赴美留学前与父亲白崇禧在松山机场的合影，这是他们父子最后一张合影 1938年4月，白崇禧与李宗仁在台儿庄视察之留影 原标题：一场与白先勇关于历史的对话——希望历史公正地替我父亲写传编者按 必须说，作为“封面文章”的主笔，白先勇先生是我迄今为止所遇到的最好的采访对象。他是作家，他有自己丰富的“故事”，这些故事又能钩沉出很多历史著名的人物。于历史，你既可以提问宏大叙事，又可追索细枝末节。6月13日，白先勇先生来到吉林省，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在“四平战役纪念馆”，他兴致盎然地参观了整个展览，这也是他实地踏访的、他所关心的一处历史脚印。其后，我们专访了白先勇先生，与他展开了一场关于历史的对话。 对话人?白先勇 台湾著名作家 ?王逸人 本报(新文化报)“封面文章”主笔 1 王逸人：白先勇先生，您好，非常荣幸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能安静地坐下来进行一次对话。众所周知您是台湾的著名作家，如果说这个属性是后天的，那么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的儿子，这个属性则是先天的了，我有个发现不知正确否，就是您以前搞文学的时候，似乎有意无意地回避您的那个先天属性，但这几年，您年纪大一点，作品里反而更多地提到白崇禧将军了，这样的转变所为何来？ 白先勇：我有一本小说叫《台北人》，这本小说很多篇目背后都有个历史架构，就是民国史。在我的潜意识里，我用文学的笔法来呈现那段历史。近十几年，我一直想替我父亲写传。在海峡两岸，那一边因为他在台湾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太好，所以对他的历史有时候是抹杀、扭曲、掩盖的。而这一边说我父亲是国民党最阴险狡猾的军阀，所以我希望还原我父亲的历史，给他一个公平的论断。我也看到关于我父亲历史的一些书，有些作者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观点方面有些是值得商榷的，还有一些是对历史有曲解。我想凭我自己了解的、知道的为父亲写一本传，这不是偶然的，是酝酿好多年了，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公平的历史学者来替我父亲写一个传，因为我不是学历史的，所以写起来很吃力。可是等也等不到这样合适的人出现，所以我就自己动笔了。 王逸人：我在您的著作《父亲与民国》一书中，读到署名白崇禧将军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28年“北伐”之后，致民国政府的“建议西北国防”的电文，另一篇是1940年“昆仑关战役”后为阵亡将士题写的战役经过，我是逐字逐句读完的，读完后感觉就是文章写得真的很不错啊，如果这两篇文章不是出自秘书之手，而是白将军亲自撰写，那真是让人佩服了，白崇禧将军从小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白先勇：那两篇文章是我父亲写的，他古文还是很有根基的。他从小念私塾，背四书五经，上了年纪后，他还能成段背诵出《史记》。他还常常替人写对联，或者是题题字。他的文笔是非常好的。 您能提到“建议西北国防”电文我很高兴，我觉得那封电报非常重要，因为我父亲是最后一个完成“北伐”的人，他在平津一带善后的时候，北伐军将领在南京开会，准备裁军。当时四个集团军，第一个蒋介石是总司令，第二个是冯玉祥，第三个是阎锡山，第四个是李宗仁，跟我父亲一起。对于裁军，我父亲认为裁兵容易裁将难，一个弄不好就容易惹起兵祸，后来果然发生“中原大战“，所以还不如将这些士兵囤边，他是边防专家，他在保定念军校的时候，专门研究过边防。他认为，当时中国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西北，一个是东北。西北那边有信仰、石油等方面的问题，会导致一些事情发生。我父亲认为倒不如让他领着军队去囤边，并且他有一套治疆蓝图，比如公路和飞机场都建在哪里已有谋划。他对左宗棠治疆史有研究，对古代张骞、班超也很敬佩。 有时说我父亲是桂系军阀，我觉得不严谨。我认为，军阀是只顾着自己地方的小利，而不是放眼全国。但我父亲不是这样的，他很早就对国家的将来有长远性的考虑。 “北伐”结束，北方统一以后，国民革命军很受欢迎和期待。我父亲带兵进北京的时候，人民夹道欢迎，清华大学还有北京女子师范都请他去演讲。 我父亲很喜欢看书，这个习惯到老年时也一直保持着，他不光是读古书，对于与科学相关的知识也非常感兴趣，他认为欧洲的崛起与科学是有直接关系的。 再说那封电文，当时如果没有“蒋桂战争”，就不会引起“中原大战”。日本人发动“九一八”，是看到当时中国四分五裂，反之未必敢发动“九一八”。如果当时蒋介石采用了我父亲的那封电文，形势可能完全不一样了。 王逸人：有时我觉得历史真是一种偶然，看您在书中提到您父亲最初离开广西桂林去参加“辛亥革命”时，家里是派了人在队伍所经过的城门口准备拦截的，可您父亲是绕到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