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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饥荒(上) —— 《最后的国会》系列 李德林?1月24日 21:27 分享 （摄政王载沣） 摄政王载沣阴沉着脸，快速地翻动柯劭忞的密折。 “乡民死于枪炮，死于骚扰，及妇女之死奸淫者，不可胜计。”资政院预备国会议员柯劭忞在密折中言辞激烈，山东莱阳万民暴动，皇帝的常备军和巡抚孙宝琦的巡防军血洗了莱阳九里河、柏林庄、马山埠等村，屠杀乡民千余人。为防村民反弹，皇帝和巡抚的军队分驻各村庄巡防。没想到皇帝的军队和巡抚的军队在马连庄、姚山一带肆意奸淫抢掠，焚毁房屋八百余间，农民只能“露宿风餐，靡所栖止”，“老幼男女，嗷嗷如鸿，饿殍蔽野 ”。 1910年春，莱阳“三月陨霜，杀麦殆尽”，农民“缺食者十之八九”，粮商囤积粮食，“麦子一斗，三千三百文”，“粮价昂贵，为数十年未有”。饥民人心惶惶，民众提议多年存储的社仓积谷赈济饥民，没想到“积谷经城绅管理后，早经变价，现只存四千吊，余皆无有 ”，相反嘲辱前来提粮的饥民。柏林庄曲诗文兄弟联合永庄社长于祝三及各村代表在莱阳城西北的唐家庵秘密集会，成立“联庄会”，向控制莱阳县自治公所的县城士绅们追讨积谷。 莱阳“士商者盖十二、三”，县内“无千亩之家，百亩之家即称富有”。光绪皇帝昭告天下推行宪政改革，莱阳县设学堂、办巡警，搞地方自治，王圻、于赞扬、张相谟为首的基层精英士绅垄断了地方自治公所。拥有秀才文凭的王圻是莱阳首富，在县城开设钱庄，其堂兄王垿位居法部侍郎，县令朱槐之叫王圻“五叔”。于赞扬开钱庄、控讼案，同朱槐之私交甚密，人称“于二知县”。张相谟是朱槐之问策地方政务的密友。 宪政改革的春风吹到莱阳城时，县令朱槐之以地方自治之名，对全县的钱粮管理进行“改制”，财政款项存于王圻、于赞扬为首的自治公所绅董们开设的私人钱庄。县令的巡警队奔走于四乡催收苛捐杂税，巡警们每向自治精英们的钱庄存入一万两税银，“朱槐之从中抽取一千五百两”。宪政改革成了基层精英们“私有化”公权力的盛宴，他们“假借公威为欺辱私人之计”，“巧立名目为侵蚀肥己之谋”，令民众负担“骤增至数十倍 ”。 莱阳积谷起于1876年，当时莱阳全境大旱，饥民“道殣相望”。到了1880年，莱阳丰收，于祝三的父亲、永庄社长于春令倡议各乡社储存积谷以备灾荒。1883年，于赞扬、张相谟为首的莱阳县城士绅经县令批准，将各村社的积谷全部提取到城里的书院统一存放。1886年，县令决定变卖发霉变质谷物，以钱抵谷，存储备荒。积谷款存到王圻、于赞扬他们的私人钱庄。 1910年的灾荒一出，莱阳饥民塞道。1910年5月21日一大早，当曲诗文带领千名饥民向王圻他们讨要谷款时，事先得到消息的王圻藏匿，饥民们只有到县衙同县令朱槐之交涉。面对黑压压的饥民，朱槐之允诺十日之内给饥民一个交代。饥民退去，朱槐之立即向山东巡抚孙宝琦“飞禀请兵”，谎称饥民“聚众来城混闹”，“必有人煽惑”，“非拿办首要，不足以儆将来”。朱县令请求巡抚“速拨步队两哨到莱暂驻，以资镇摄 ”。 朱槐之请兵密电发给巡抚后，对饥民之情置之不顾。十日期限一到，饥民再次在莱阳城西郊九里河一带集合。主管学堂的张相谟给朱槐之献策，可以兴学之名一次性划拨庙产以解燃眉之急。朱槐之立即以政府公文晓谕全县，“凡庙产概提三成兴学”，以后不再另征庙捐。衙役们张贴告示还没有回到县衙，七百多名僧、道、尼围住了县衙，向朱槐之索要已拨缴教育会的庙捐，保证以后不再提缴庙产。面对愤怒的佛道之徒，朱槐之被迫在大路庙主持隆歆和尚草拟的手谕稿上署名盖章。 僧、道、尼散去，气急败坏的朱槐之招王圻、张相谟为首的士绅精英密商对策。没有了庙产应急，无论是县衙还是主导新政的自治公所，根本拿不出钱粮来赈济饥民。王圻、张相谟担心饥民围攻他们的钱庄，他们认定隆歆和尚鼓动佛道之徒围攻县衙背后是曲诗文唆使，只要拿下主谋曲诗文，饥民之危险可解。朱槐之再度密电孙宝琦，认定5月21日的饥民围攻县衙同佛道之徒围攻为曲诗文等人操纵，民众“假借求赈为名大闹公堂谋反 ”。 饥民见官府赈济之事毫无动静，再次聚集将县城形成半包围之势。情急之下，朱槐之将积谷之事推向王圻为首的县城士绅，“官实不知”，饥民们对垄断基层公共行政之权的县城士绅们恨之入骨。6月11日，数千饥民焚烧了王圻同族、巡警局董王景岳的老家。当天，不少村庄的大户房舍被饥民焚毁，财产被哄抢。朱槐之担心饥民进城，紧闭城门。朱县令万万没有想到，九里河一带的饥民越来越多，数万饥民经夜不散。 6月24日，巡抚孙宝琦以“主莱事不善”撤了朱槐之，新县令奎保坚决法办曲诗文等祸首 。6月29日，候补道员杨耀林奉孙宝琦之名带领百名步兵抵达莱阳。巡抚的军队抵达莱阳城后开始秘密搜捕曲诗文。曲诗文得到情报逃到马连庄。巡抚的军队在搜捕的途中“乘夜沿户搜查，实以济其奸淫抢掠”，在马连庄将告密者乱枪击毙。村民见状立即鸣锣撞寺钟，“兵以为埋伏，开枪轰击，乡民伤四、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