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组织架构之经济实质与国际反避税要点.docx

企业组织架构之经济实质与国际反避税 吴霜 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发展，国际反避税问题在国际税收中变得日益普遍和复杂。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反避税无疑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税收权益维护产生更为重要、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加强国际反避税工作，已经迫在眉睫。其中，企业滥用组织架构形式，达到避税目的尤其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企业组织架构之经济实质与国际反避税。 A银行为新加坡企业，在香港设立了B投资公司。2008年9月，B投资公司经中国商务部批准以人民币5000万元认购成都市某区的C企业新增股本694万股。C企业于2011年在中国中小板上市，并在2011年9月以资本公积转股本的形式每10股转增10股，此时B投资公司拥有C企业的股份增至1388万股，占C企业总股本的比例为4.19％。2012年10月B投资公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了其持有的C企业股票200万股，取得收入2082万元，成本价720.46万元，本次财产转让所得1361.54万元（不考虑交易手续费和印花税），涉及税款136.15万元（按10％税率计算）。假设B投资公司转让其所持C企业的全部股票，以本次股票转让价格作为参考，预计涉税945万元。2012年，B投资公司委托人员到成都市某区地方税务局咨询相关政策，提出拟享受内地与香港税收安排相关条款之规定，就其财产转让所得不在内地缴纳税款。 B投资公司提出的文件依据是《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及其第二议定书有关财产收益条款的规定如下： “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五、除第四款外，一方居民转让其在另一方居民公司资本中的股份或其他权利取得的收益，如果该收益人在转让行为前的十二个月内，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该公司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资本，可以在该另一方征税。” 国家税务总局对该条款的解释是：第十三条第五款，关于转让公司股份取得的收益，该项股份又相当于一方居民公司至少25%的股权时，可以在该一方征税的规定，执行时暂按以下原则掌握：即如香港居民曾经拥有内地公司25%以上的股份，当其将该项股份全部或部分转让并取得收益时，内地拥有征税权。 据此，B投资公司提出，B投资公司在转让行为前的十二个月内持有我国居民企业C的股权比例为4.19%，低于25%。按照《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及其第二议定书的相关规定，对本次股权转让收益内地没有征税权。 B投资公司提供了一些资料试图证实其受益所有人身份，结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如何理解和认定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的通知》（国税函〔2009〕601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认定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0号）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9〕124号）等文件精神，经过梳理，税务机关认为在判定B投资公司的受益所有人身份时还存在以下疑点： 1、香港税制规定对于香港居民和非居民，只就其来源于香港的所得征税。对香港居民来源于香港境外的所得，一般不予征税。因此，A银行在香港设立B投资公司，有明显的避税意图； 2、B投资公司仅有三名董事，没有与其收入规模相匹配的人员数量；没有资产，只是在香港租赁办公室；经费开支金额较小，与其收入规模不匹配； 4、B投资公司的三名董事均为A银行高层管理人员； 5、B投资公司的决策没有自主权，需经由A银行所设立的投资管理部门同意后方可实施； 6、B投资公司由A银行投资成立，A银行对其100％控股，B投资公司对外进行投资的所有资金均来源于A银行； 鉴于上述疑点，成都市地方税务局拟提请四川省地方税务局对该案进行进一步审查，否定B投资公司受益所有人身份，要求该笔财产转让所得在境内缴纳相应税款。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我们深感作为内陆城市的成都也越来越频繁地接触到国际反避税的案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后，外资企业原有的所得税优惠一去不复返，因此他们也在寻求更加隐蔽的避税方案来降低税收负担。滥用企业组织形式在低税率国家或地区设立不具有经济实质的“导管公司”，试图在不同税率国家之间转移利润，达到避税的目的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我们从下图来清晰地认识本案例中各公司的职能定位： A银行是股权的实际持有方和控制方，由于其所在国家对该类财产转让收益要征税，因此，A银行就在低税率的地区香港设立了一个空壳公司——B投资公司，通过B投资公司来操控境外投资行为。B投资公司表面上符合所有的法人公司的形式要件，也取得了香港合法的居民企业身份证明，但它实质上只是A银行对外从事投资活动以及避税的傀儡。 本案介绍的是一个最简单的利用企业组织架构形式和滥用税收协定的案例。在本案中只有B投资公司一个导管公司存在于实际控制方和被转让股权企业之间，企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