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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的医疗纠纷，应有常规化的院外处理制度 人，可以努力确保自己不犯事，却不能保证自己绝对不生病。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患者”，谁也不能保证，终生远离医师、远离医疗机构。 仅管医疗手段日益高超，但疾病种类也随之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在活生生的人体黑洞上找茬的医生，往往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医疗过程极其锁碎繁冗，无论怎么防范，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写错或做错，不可能完全杜绝对个别患者的疏漏与怠慢！即使有医疗干预也不等于生命健康无忧，医生毕竟不是神仙，只能保证尽力而为，不能保证治疗有效！ 在疾病面前，患者和医生都相对渺小。因此，一家医院每月出现千分之几、万分之几的医疗无效、甚至医疗有害事件，应当视为不可避免，不可消除的常态。患者因医疗无效甚至医疗有害而启动医疗纠纷也必然是常态。 医疗纠纷的不可避免性，远远超过道路交通纠纷的不可避免性。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有着同质的道路和硬性不变的规则，但无论怎么强调，永远也不能避免交通伤亡事故的发生。医生进行诊断治疗虽有一定的经验性规则可循，但并无同质化的对象，故而无硬性不变的诊疗规则可循。即使有《……临床路径》，同样需要把握进入“路径”或退出“路径”的刻度。更何况，医院就是一个接纳伤残和死亡，有时还要用致残（如截肢、切除器官等）手段治疗伤残的场所。 社会广泛认同道路交通伤亡是一种常态，才有了常规化的道路外处理制度。 只有认同医疗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常态，才会有常规化的院外处理制度建设。 和谐医患关系，不在于不发生医疗纠纷，而在于有专门的制度和机构将医疗纠纷移到院外去处理，避免其影响医院和医生们照常工作。这就象行人与机动车的和谐关系，不在于不发生车祸，而在于有专门的制度和机构将交通事故移到道路之外去处理，不影响他人继续通行。 当某一领域某种事件成为常态，就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来避免事态恶化甚至演化成暴力事件，用制度保障将纠纷引到工作场所之外去处理。 频发的暴力袭医事件，意味着医疗纠纷院外处理制度的欠缺或无效。这种事件越多，对医疗工作者及整个医疗事业的伤害越大，对医疗专业律师的的职业生存打击越大。窃以为，医疗纠纷院外处理的制度建设与强化已经刻不容缓。 某种制度的形成，需要无数先前事例的推动，更需要上层建筑有足够的认识！ 律师工作，有助于现行制度的执行，也有助于推动新的制度形成。 有格言云：律师强则国强。那么，医疗专业律师队伍强，则医疗事业强。 现代医疗专业律师们，在不完善的院外医疗纠纷处理制度中前行。医疗专业律师队伍越来越壮大，其专业性也越来越突出，但制度的欠缺却让他们止步。 今特选录若干真实案例，以便使更多关心医疗安全、关心医院平安的同道，从现实的案例处理中了解现行制度及其运作与缺陷，尤其是了解院外和谐处理医疗纠纷的法律路径、法律技巧和方法。 为了医疗安全、为了医院平安，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推动医疗纠纷院外处理的制度建设！ 减少暴力袭医事态、促进医患和谐三策 策略一 堵与疏并用，要让患者院内伤医有罪、院外求助无忧 堵暴惩暴，是首选措施 。正在通行的加强医院内公共区域治安管理，可以紧急处理或者堵住医院内暴力袭医等事件，应予大力加强。但是，堵暴惩暴之后，还要考虑和预防暴力情绪由院内转移到院外，要避免医患关系敌对化。 目前，院外虽有医疗纠纷调解组织止争息诉，但该组织作为第三方，不能替代当事人任何一方提出争议要点、争议的事实与理由。因此，大多数调解结案案件，仍然是在医院之内医患双方反复接触、达成和解协议之后，由该组织补办调解手续而已。对于索赔额较大的纠纷，确定医方有无过错及责任的过程很复杂，这种情况下，患者只信任其委托代理人但支付的本金不菲。 求助无门且有可能求助本金无归，事后有纠纷时证据不足或有证据失真可能，是患者的三大担忧。对此，应当有疏导仇医者院外和谐解决纠纷的得力措施。策略如下： 患方用于解决医疗争议的咨询、审案及代理费、纠纷相关文书打印费等合理支出归入损失计赔项目，与诉讼费（包括鉴定费）一起由败诉方承担。这样做才是真正地鼓励和支持患方走法律途径，同时也压制了患方轻易缠诉。 引导患者找到合格可信的医疗纠纷专业代理律师，甚至可以由司法厅、局建立患者代理律师库并公之于众或直接通知到“引导者”。 本市具有医疗专业背景的专业律师队伍日益壮大，虽无医疗专业背景但专门钻研医疗法律的律师也大有人在，足以满足患者求助于法律的需求。 针对患者对证据问题的担忧，规定医疗机构在出现治疗效果与治疗目的相反或无关时，及时调查患者相关用物、用品及医疗行为的安全性，封存残留物品和现场实物。要彻底改变目前法律法规中，医疗纠纷发生后再调查取证等规定。 策略二 由人大制定颁行医疗安全类法律解决医患之忧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