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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语言转向之后 提交者: 人文与社会 日期: 2011/03/04 阅读: 75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9.5, pp. 26-33 摘要:“语言转向”的核心意义在于坚持哲学之为概念考察，以抵抗把哲学转变为伪实证科学的倾向。然而，这一努力被广泛理解为应将哲学问题视作语言问题，引使人们把哲学混淆于语言学和语义学。本文通过明确哲学的反身性质，划清哲学和语言学、语义学的界限。 Tag: 语言转向 反身性思考 对象化认识 陈嘉映 “语义学上的发现” 19世纪20世纪之交开始的语言转向带来的结果，最简要地可以表述为：所谓哲学问题，其实是语言问题。这个表述含有不少可疑之处，但很多大哲学家的想法可以大致这样概括。 威廉·詹姆士在《实用主义》第二讲中讲了个小故事。詹姆士与一些朋友去郊游，朋友们为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起了一场争论。他们设想，树上有一只松鼠，游人张三站在树的另一面，他想看见那只松鼠，就绕树转过去，但他转，松鼠也绕着树转，无论他怎样转，松鼠总在树的另一面。问题是：张三是不是在绕着松鼠转？朋友们请詹姆士裁决，他裁决说，答是或不是，要看你实际上说“绕着转”是什么意思：若它是说顺次处在某物的东南西北，那么应该答“是”，若是说顺次处在某物的正面、左面、后面、右面，则应回答“否”。 詹姆士把这个故事跟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连在一起。在詹姆士看来，世界是一还是多，是命定的还是自由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些问题都与是否绕着松鼠转同类。于是，他就可以主张用这种“实用主义方法”来解决争执不下的形而上学问题了①。 罗素在评论苏格拉底方法时说：我们讨论“什么是正义”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所讨论的事情缺少知识从而不能达到正确的结论，而是没有找到一种适当的逻辑来讨论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要确定什么是正义，所需考察的是我们使用正义这个词以及某些相关词的方式。“我们所作的只不过是一桩语义学上的发现，而不是一桩伦理学上的发现。”② 维特根斯坦的表述可说更加精细： 我们不分析现象（例如思想），而分析概念（例如思想的概念），因而就是分析语词的应用。③ 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因此奥古斯丁也在思索关于事件的持续，关于事件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的各式各样的陈述。（这些当然不是关于时间、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哲学命题。） 因此，我们的考察是语法性的考察。④ 蒯因所谓的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t］也是一例。语义上行的要点是把关于事质差异的讨论转变为关于语词差异的讨论。在蒯因看来，语义上行策略有助于我们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论，例如，关于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曾在哲学史上争论不休，而且似乎也争不出什么结果，但若我们转而讨论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在何种系统中使用存在这个词，问题就容易得到澄清。 语言或概念vs.事质 上面几位哲学家大致都在谈论一种两分，一边是语言或概念，另一边是事质。维特根斯坦说： 必须问的不是：什么是意象［Vorstellung］，或具有意象的时候发生的是什么；而是“意象”一词是怎样用的。但这不是说我要谈论的只是语词。因为，若说我的问题谈论的是“意象”这个词，那么在同样的程度上追问意象本质的问题谈论的也是“意象”这个词。而我说的只是，这个问题不是可以通过指向什么东西得到解释的——无论对于具有意象的那个人还是对于别人都是这样；这也不是可以通过对任何过程的描述得到解释的。意象是什么这个问题所询问的也是一种语词解释；但它引导我们期待一种错误的回答方式。⑤ 我们必须问的不是：什么是意象、感知、意识、思想、实在、真理、时间，而是意象、感知、意识、思想、实在、真理、时间这些词是怎样用的。 我首先想说明，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并不是提出一个建议或命令，而是在说明哲学实际上在做什么、能做什么。我们怎么“研究”真理呢？真理不是一物；不像白鱀豚，我们可以捉两条来，养在拦住的江湾里，就近观察它的活动、习性，甚至解剖它，查看它的五脏六腑。但你不可能这样研究真理，你不可能把“真理”拿来观察、实验。所谓“研究”真理，只能是说，研究在种种情况中，我们是怎么确定某物某事为真的。而这话似乎又可以说成，我们在哪些情况下正当地使用“真”这个词。 反对形而上学 上述几段引语已经提示我们，区分语言研究［或概念研究］和事质研究，与反形而上学紧密相连。维特根斯坦说： 哲学研究：概念研究。形而上学的根本之处：没弄清楚事实研究和概念研究的区别。形而上学问题总带有事实问题的外表，尽管那原本是概念问题。⑥ 我们要问的不是意象这种东西，而是意象这个词，这个说法，其一般背景是事质研究［事实研究］和语言研究［概念研究］的区分，进一步说，是科学与哲学的区分。近代哲学的很多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