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理论与实践导论.doc

《伤寒论》中无论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得来的古方，还是自创的新方，其应用规则都建立在 审证求因、辨证立法、据法定方的基础上。据此《伤寒论》被后世称为“方书之祖”。 《伤寒论》方剂型多样，涉及膏、汤、丸、散等各种类型，且药物选择精当，用量斟酌，几近 锱铢必较；“方后注”中，仲景还详尽叙述了方剂的制备和服用方法。而其根据病情演变对方 药进行的加减变化，更示人以方剂配伍之圆机活法。正因书中蕴含的创方、用方理论是科学 且符合临床实际的，才使得《伤寒论》中的方剂理论经受住了近两千多年的反复检验；也正因 《伤寒论》在创方、用方领域的斐然成就，才使得挖掘、梳理、总结其组方思路、用方规律显得 尤为重要。 《伤寒论》组方思路既体现出据证立法、依法组方的方证对应原则，更包含有因人、因时、因地 制宜的灵活组方风格，这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组方规则，深得中医组方之要诀。通过常变结 合，交融错构，演绎编织出一幅变幻无穷的中医“方谱”。因此，探寻《伤寒论》的组方思路与规律， 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方的应用、提高临证组方的水平，亦有利于辨证论治思维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 仲景学说的丰富、发展。 透过《伤寒论》应用经方具体内容的分析，可以窥见其用方思路之一斑。结合后世医家对经 方的应用发挥，更能全面地把握经方的应用规则。需要强调的是，对《伤寒论》方应用思路的研究 不应仅着眼于方与病、证、症的契合，更应注意书中蕴含着丰富的煎服、护理方法。方与病证的契合 虽能对正确应用经方、拓展经方应用范围产生积极作用，但若无正确的煎服、护理方法，同样达不到 理想的治疗效应。 组方、用方过程是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从针对不同病证的药物选择，到临床所需的各类剂 型及其制作工艺，无不遵循着严格的规定与要求，它们直接影响到方剂的临床效应。《伤寒论》中 有关溶剂、用量、剂型等的丰富内容，不仅继承了此前的药剂学成就，更有了较多的发展与补充，形 成了相对成熟的药剂学理论，是《伤寒论》方剂研究中必须涉足的重要领域。 从类方的视角研究《伤寒论》方，不失为科学且巧妙的选择。作为认识仲景组方、用方思路的 方法与门径，类方研究通过对以基础方为首的一类方剂的分析，不仅可进一步明晰该类方剂的核心 结构及组方思路，抓住纷繁复杂类方的本质，更可通过对基础方与衍化方之间衍化规律的揭示，找 到方剂加减化裁的规律，为创立新方提供方法学指导，实现“熔古化新”之妙。 142  第一节组方思路 方剂不是药物的无序堆砌，任何一张方剂都在一定原则指导下构建而成。在《伤寒论》组方过 程中，这一特征体现得尤为突出。通过对《伤寒论》所载之方的分析，不难还原其组方的规则与思 路，揭示组方的科学内涵： 方证相应仲景依法组方，而法之订立又谨据病证属性，通过“凭脉辨证”，即在四诊所得脉证 基础上，明确病证属性，确定治则、治法，组成相应方剂。方随法出，法随证立，方与证之间，借“理 法”这一纽带来维系。以“理法”为基础，结合药物性味理论进行组方，实现方与证之间的紧密对 应，即“有是证，立是方”，体现出中医辨证论治的精华所在，也正是存在着方证相应的组方规律，才 使得《伤寒论》研究过程中诞生出“汤证”的独有概念。 方证相应原则指导下的组方结果，不完全是一证对一方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多证对一方的特殊 现象。如治中风表虚，常用解肌祛风、调和营卫方法，仲景创立桂枝汤方；而针对多种内伤杂症，当 需要内调脾胃，滋阴和阳时，亦需要桂枝汤治之；再阳明寒呕、少阴吐利、厥阴头痛之用吴茱萸汤等， 都是多证取同一方的例子。 上述典型实例说明，针对不同病证，可能组出相同的处方，同一方剂之所以被用于治疗不同病 证，应该是作为外因的方剂，在不同内因——“证”的状况下发挥了不同效应的结果。 三因制宜确立了方证对应的前提，组方时还需谨守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三因制宜原则。 该原则的核心思想是，将组方时患者的个体差异、所处地区及季节气候等条件作为立法处方的重要 依据。 《伤寒论》虽未直接强调三因制宜理论，但从方中内容仍可窥见三因制宜理论之一斑。如昼日 烦躁，夜而安静的干姜附子汤证和昼夜烦躁的茯苓四逆汤证，都是在参考了时辰变化后创制的方 剂。又如通脉四逆汤中附子用量，仲景明确提及“强人可用四两”，更示据体质差异而灵活制方的 特点。这些内容都充分说明仲景组方不仅注意病证属性，更参合了天时、体质等因素。论中虽无因 地制宜的组方例示，但从论中所用“索饼”、“清浆水”等颇具地方特色的物产，亦可从侧面反映制方 时的因地制宜思想。 《伤寒论》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组方思路，体现了中医诊治疾病时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思 想，亦体现出组方过程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治未病“治未病”理论源于《内》、《难》，是中医理论体系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仲景禀 《内》、《难》之旨，在组方过程中很好地贯彻了“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