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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文化在秦皇岛 韩愈字退之，号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 。唐代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韩愈25岁中进士，29岁登上仕途，却在功名与仕途上屡受挫折。德宗贞元十九年被贬为阳山县令。顺宗永贞元年，又量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过耒阳，专程拜谒了杜甫墓，并作长诗《题杜工部坟》以吊之，最先认识到杜诗的价值。 　　与衡州刺史邹儒立会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题古诗二十韵。《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全诗凡二百言，一韵到底，一气呵成，音调铿锵，气势磅礴，为自唐以来题咏石鼓千古传诵、脍炙人口之杰作，亦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推崇，步其韵而歌者不乏其人尤其是“瞰临渺空阔，绿净不可唾”两句，已成为后世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句明万历中，与李宽、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登临祝融峰，“韩愈开云”千百年来在南岳衡山传为佳话，历代文人以“开云”为题歌咏不绝他也是第一个写诗吟诵禹王碑的文人，明代杨慎称其《岣嵝山》一诗“发挥称赞岂在石鼓之下哉？” 因此四事，成为对衡阳人文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大文学家。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唐代散文学兼诗人。性秉直，居官仍不改其性，故屡被贬。累官至吏部侍郎。他和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整顿旧时秩序和振兴儒道统而提供学习古文，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他对古方创作的要求是，“必出入于仁义、“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因忠于古文，其成果颇硕，《原毁》、《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杂说》、《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等都是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他推崇陈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或反映时事，或写中下层文士的政治失意和个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乱》，《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山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古诗往往规模宏大，才气纵横，气势雄伟。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为了矫正大历诗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诗歌发展的新路。不过象《陆浑山火》、《南山》、《石鼓歌》、《月食》等，故意搜集险怪，过分散文化、议论化，有伤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