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诗歌导读.docVIP

艾青诗歌导读 艾青：苦难大地的赤子 艾青（1910——1996），中国新诗史上最富盛名的“悲哀的诗人”， 作为旧中国苦难土地的“悲哀”歌者，以诗歌创作中的“忧郁”情调和“苦难美”形成自我独特风格。骄傲于“农人的后裔”、“地之子”的称呼，曾声称“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了解他们灵魂的美，只有他们才能把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只有他们在这世界上是最可信赖的”（艾青：《诗人论》）——这正是艾青诗歌创作的基点。解放前的诗歌大多抒写中国的土地及生活于这土地上的广大农民、战士及普通人的命运，以平民意识、苦难意识关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情境下，旧中国贫困荒蛮的土地上农人的悲惨命运和生存痛苦，表现他们对苦难的坚忍、对光明的渴求；并以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敏锐捕捉民族的时代情绪，将个体的哀乐融入到民族、国家的哀乐之中，抒发自己与农人、民族乃至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情感，充溢爱国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民族复兴的信念。既是旧中国农民生活的一面“镜子”，也不愧为时代“最忠实的代言人”。 此外，还被看作新文学以来继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之后最为优秀的抒情诗人，也代表了继郭沫若之后白话自由体新诗发展第二个高潮时期的最高成就，标志着自由体新诗的成熟：“自由体诗到艾青，是它发展史上臻于成熟的标志之一。”（陆耀东：《论艾青诗的审美特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京）1992年4期》 艾青为诗人主要笔名之一，本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但因自小遭父母嫌恶，五岁起即被寄养在贫苦农民大叶荷家里（详见其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在大堰河家里的五年，使我感染了农民的那种忧郁和伤感”，而“回到父亲家里，我是在一种被冷漠、被歧视的空气中长大的”，成了一个“忧郁的少年”，应该说，小时的这段生活经历让艾青初步了解了农民的生存忧患和心灵创伤，成为他平民意识萌生的根基，从小即培养起他对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情感，那“土色的忧郁”成为他一生的情结。 1929年，艾青赴法留学，国外的三年，因家庭断绝经济支援而过着穷困潦倒近乎流浪汉的生活。1932年回国，由于参加左翼进步组织活动而被捕入狱三年。诗人在艰苦的铁窗生涯中，改绘画为写诗，1933年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一经发表，即以对“这不公道的世界”的诅咒和对农民的真挚情感，确立了诗人“农民的儿子”的形象。1937年抗战军兴，诗人流离转徙于满目疮痍的祖国大江南北，面对日军铁蹄凌辱下的中国广袤土地的荒寒贫瘠和底层农民的痛苦灾难，那从少年时期起就深烙于诗人心灵的“农民的忧郁”更浓重了。诗人的“忧郁”因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地和最广大的人民之中，具备了厚重的美感和内涵，完全不同于那些在个人世界里反复吟唱个人哀怨的“象牙塔”诗人。诗人谈到自己的土地诗篇时曾自白：“多数写的是中国农村的亘古的阴郁与农民的没有终止的劳动，连我自己也不愿意竟会如此深深地浸染上了土色的忧郁。”1941年诗人抵达延安后，创作上曾偶现亮色，如教材所选《黎明的通知》，但整体而言，解放前艾青的诗歌创作更多地留给人们“忧郁”的土地赤子的诗人形象。 艾青自己曾将其解放前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932年至1937年上半年为准备期，也是诗人的成名期；1937年至1941年抗战初期；1941至1948年为延安时期。教材所选三首诗，其中《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乞丐》创作于第二时期，延续了诗人早期的“忧郁”基调，对笼罩在黑暗和痛苦之中的“土地”及人民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及对民族前途的忧虑；《黎明的通知》则创作于第三个时期，体现出一种光明即将到来时的乐观向上的情绪。三首诗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体现了诗人对时代情绪、人民生活和民族前景的热切关注和独特把握。 二、《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曲民族命运的悲歌 1937年12月一个下雪的黄昏，诗人在武昌一间阴冷的屋子里写下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样一首情真意切、意境博大的诗歌。显然，这是一首典型的充满着“土色的忧郁”的诗歌，诗人关注的焦点仍旧是饱受日寇蹂躏的土地，和土地上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农民。此时正是抗战初起时期，民族抗日情绪高涨，武汉成为当时的抗战中心，诗人满怀着爱国热望奔赴武汉，然而与民众的抗日热情并不协调的是，国民政府依旧昏庸腐败，达官贵人仍在寻欢作乐，而底层民众仍在寒冷、贫穷和饥饿中作着垂死的挣扎……这一切，让诗人沸腾的血液骤然冷静下来，他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积贫积弱的民族，要在这场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真正赢得胜利，彻底站立起来，还有一段无比艰难曲折的道路要走，而我们灾难深重的土地和人民，还将度过一段无比“寒冷”的暗夜，才会迎来真正的“黎明”。 然而诗人并不将这样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