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权力监督制度评析(精选).docVIP

·8 · ·专论· 政治与法律2001 年第5 期 中国古代权力监督制度评析 孙季萍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从西周起就开始了权力监督问题的理论探讨,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有了权力监督的制度建设的尝试。随着朝代的更换,这一制度在不断的充实与发展,逐渐完 善。中国古代权力监督注重立法建制, 注重监督途径和方式的多渠道、多环节, 尤其重要的是,重视监察手段的运用,有完备的监察体系。这些为今天的权力监督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当然,古代的权力监督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内容和实际操作运用的局限。 监督是政治的本能,权力与监督总是相伴而生。中国古代几千年的专制社会里,行政是唯一的、全部的国家事务,君主高高在上掌握最高统治权,他通过分官设职划分中央及地方的权力,建立了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的行政机构,高度集权,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然不存在如近代时期的分权式的民主监督制度。但是,为了保证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为了保证各级官吏在职勤政、严格执法,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督促监察官吏,在这一方面,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古代权力监督制度的思想渊源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自西周时起已经开始对权力监督问题的关注。周公旦的“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可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公民监督思想。周公旦告诫统治者要关心百姓的疾苦,重视百姓的呼声和要求,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以百姓的喜怒为好恶,以民心的向背为政权安危的标尺。他要求统治者“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在他的思想中,对在权者的“监督”不仅来自于虚幻的“天”,更来自于实在的“人”,夏商的“君权神授”理论在这里增加了世俗的成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只有小心“保民”,悦民之心,才是有德之君,才会得到上天的辅佑。周公可算做是中国历史上的最早的权力监督论的主张者,尽管其论述显得简单、模糊。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主张权力监督论的。管子认为立国有“三本”,其核心之“本”为吏治,一国之君如果不能控制百官,澄明吏治,则“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①他也十分注意民众对最高权力的舆论监督。《管子·桓公问》里说:“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夫,得而勿亡,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靠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矣,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他称这种古圣贤之所为为“啧室之议”,认为这是听取民意、接受民意监督的最好方式。他又说,“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无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②梁启超在《管子评传》里说:管子之“啧室之议”类似于近世之议会,“立法之事业,与民共之”,是“人民监督政府之一机关也”;其“民之毁誉”之说,则是“行政之责任,惟民监之也”。梁氏认为,在管子的思想中后世立宪政治的重要精神都已经具备了,后?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9 · 人只知管子主张严刑峻法,孰不知在他的思想里已有了“今日立宪政治之大义”, ③实在偏颇。 商鞅的吏治思想和权力监督理论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秦国的变法改制,废除了陈旧的世卿世 禄制度。在新的官僚政治中,他力主以严刑峻法防止官吏为恶,“治法明,则官无邪”。④为了明确官吏责 任,他主张设官分职“别其势,难其道”,即分割权力,划分职责,各司其职。他还注意运用君臣之间、官 吏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监督,防止官吏腐败,“吏虽众,事同体一也。夫事同体一者,相监不可。且夫利 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得相为隐。”⑤ 他要在利害不同的人之间建立一种相互监督关系,利用人性的特点为专制统治服务。在秦国的变法活 动中,商鞅实践了他的这一设想,他颁布“连坐之法”,在官吏之间、邻里之间、家人之间、军人之间建立 起广泛而强大的监督网,上下级和同级官吏之间如若发现有人违法犯罪须检举揭发,告奸者赏,匿奸 者与奸人同罪。 韩非也力主以法治吏和加强对权力的法律监督。“明主治吏不治民”是他对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 重要贡献。他认为圣君治国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个高效的官僚队伍,依靠它来管理天下众务,实现专 制统治。为了保证这支队伍的效率和廉洁,他建议君主严格官吏的选用和考核监督,他继承了申不害 的以“术”治天下的思想,极力主张君主运用“术”控制驾驭百官臣下。他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 端,而潜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