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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城市社区治理：行政干预退却 服务为主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陈芳 导言 台湾地区行政区划分在“中央”之下设“台湾省”及台北、高雄两个“直辖市”。省下划分为县与市，县划分为乡、镇、县辖市，乡之编组为村，村之编组为邻。“直辖市”划分为区，区之编组为里，里之编组为邻。 台北市划分为12个区，每个区设立区公所，区公所编组449个里。 根据1967年颁布的“台北市各级组织及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台北市成立地方自治机关及选举体系，1994年又制定完成“直辖市自治法”，同一年，台北市市长由民选产生。而台湾自1950年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县、市长、村、里长等地方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 台北市议会也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台北市议会为民意机关。1994年“直辖市自治法”通过后，台北市议会的权限正式得到法律的保障。 一、台北市社区概况 台湾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兼任教授罗家德向凤凰网介绍了台北社区概况。台湾的城市社区没有大陆的单位制小区结构，往往一栋大楼、两栋大楼就是一个社区。此外，台湾一直尊重私权，土地私有，不可能做到整体动迁，因此常常是非常分散的小区。 市场化对台湾的邻里生活和社区关系破坏很大。经过了市场化发展，大家白天都在公司上班，社区往往成为夜晚睡觉休息的地方，邻里关系也淡薄得多，更不要说行政的力量到达这里，根本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出台大厦管理条例，让市民自己成立大厦委员会。根据大厦管理条例，该缴费的缴费，但由于大家白天忙工作，大厦委员会常常是组织不起来，基本全靠居民自治。 二、行政力量退却服务为主 据罗家德介绍，在基层治理中，台湾行政干预力量在民主化以后，不断退却，回归至公共服务的本职。具体体现在提供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上。 具体到台北市的社区，市政府通过区公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设施非常发达并更加人性化。罗家德告诉凤凰网，台湾走到今天也经过了一个过程，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1994年“立法院”全面改选，1996年“总统”改选，1987年到1996年正是台湾快速变化的时候，原有城市社区彻底瓦解，邻里关系遭到破坏，各种社会服务非常之少。这个时候，台湾开始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社区营造，大量公共知识分子发起一波一波社会运动，开始创造老人大学、社区大学，提供公共生活。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尤其有了社区意识之后，政府也开始将更多公共设施开始向社区延伸，改变以往建设大而远的公园。目前台湾几乎每个社区都有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社区小公园、社区图书馆、社区游泳池以及公共活动空间，由区公所分管负责。罗家德觉得这一点跟美国很像，“我家小孩子在台北、在美国一周都要去图书馆两三次，都是社区图书馆，不会很大，书页不会太全，但是很方便。” 这些公共设施都是政府拨款，但都是社区导向，市民可以在家附近的小公园聊天，小孩子常常去图书馆借书。日常维护除了正式工作人员，还有大量的志愿者。 除了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和医疗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教育方面，台湾教育全部是政府拨款，而不是每所学校自负盈亏，因此学校不会因为钱多钱少形成差距。对于学校的选择，就只是市场调节，很简单就靠房价，房价贵的地方学校相对好些。台湾没有什么占坑班、择校费。但结果也可能是有钱的人上好学校，因为有钱人买的起学生房，但总体来讲差距不会太大。 此外，台湾没有户籍限制，人口可以自由迁徙，就不存在所谓外来工子女的上学问题。罗家德介绍，整个台湾，在哪里登记户籍，孩子就可以在哪里上学。而登记户籍，此前没有任何限制，现在为了避免一些人在选举中重复投票，要求在一个地方住满六个月以上才能更正户籍。 总之，在教育方面，台湾行政力量干预不会那么多，也因此没有那么多耍小规则的人，也就不会出现很多让人诟病的潜规则。 医疗方面，台湾实行全民健保制度，以及分层医疗转诊制度。私人诊所也纳入全民健保范围，因此公立医院、基督教医院和私人诊所，差距不会太大。罗家德告诉凤凰网，台北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的手段也非常简单--经济手段，比如现在到大医院看病，挂一个号要430元新台币，而社区诊所只要50块，小诊所看不了，可以转到大医院，还不用多花钱。市民就觉得再去大医院看病就不划算。 政府只做该做的，行政干预力量不断退却，服务功能增强。 三、里长：介于公务员与议员之间 台北市下设区；区之编组为里，相当于大陆的街道办；里之编组为邻，相当于大陆的居委会。台北市长由民选产生，区长由市长指派，里长为民选，邻长由里长指派。下面重点介绍里长。 台北市议员黄平洋办公室主任陈志维告诉凤凰网，台北市共有449个里，一个里通常是五百米范围内的几栋居民楼，大约几千人。里长由民选产生，任期4年，可以兼职，无固定办公场所。一个里通常只有里长和里干事两个人，里干事是公务员，由区长指派协助里长料理政务。 里长的日常工作如下：受市长指挥监督，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