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名师谈语文教之·谁救得了语文教育？.docVIP

中小学名师谈语文教学之十 谁救得了语文教育？ 黄荣华 不怕别人说我矫情。面对目前语文教育的困境与危机，面对目前语文教育的种种遭遇，我非常痛苦。 张克中先生《考试救不了语文》（载《文汇报》3月15日“笔会”）一文，引发了我写作此文的冲动。 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我觉得张克中先生的文章是胡晓明先生的文章——《出于什么理由要考语文》（载《文汇报》2月8日“笔会”）的重要补充。胡先生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高度看待语文考试的意义，张先生赞成胡先生的这一观点，但张先生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目前这样的语文考试救不了语文教育。 读了胡先生的文章，我内心充满感激。在无数学人对语文声讨或者绝望中，胡先生的文章让我这样一位语文教育探索者感觉到了合情合理因而合心的温暖。 读了张先生的文章，我更在感激中产生了冲动。“什么时候我们的考试才能变得更好呢？……这也是我们真正需要下工夫研究的最现实的课题！”张先生这样的问与答，正是成千上万的语文教师的问与答！胡先生说“解决与渡过危机的密钥，仍然在语文工作者手中”。张先生问：“这里的‘语文工作者’是谁？语文工作管理者？语文工作者中的精英？还是普通语文工作者？”我以为问得太好了！ 顺着张先生的思路，我想进一步追问：到底谁救得了语文教育？ 也许，我们可以试着作这样的思考—— 一、是谁“败坏”了语文（教育）？ 谈起语文，常听到或看到这样的言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母语是一个人的文化之根。”“母语是民族文化之根。”“语文教育作为母语教育，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 但事实却是，我们一直将其作为可利用的工具随意使用或弃置，而忽略了其“文化之根”的本原意义，使这个“存在的家园”荒芜了，荆棘丛生，败草遍地。 仅举一例。从1949年叶圣陶先生为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草拟《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这一“标准”实际是作为此后一段时期全国语文教育“标准”使用的）始，至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止，近60年间，仅国家制定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就有十多个，平均五六年更换一次。先且不说这些“课程标准”是怎样随意地表述对语文教育的要求，仅说如此频繁地用一个“标准”替代另一个“标准”，就极不严肃。都说“百年树人”，都说“教育是百年大计”，但我们的“语文课程标准”却只是“各领风骚五六年”。多么荒唐！ 究其原因，就是新中国的教育整体上被“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大方针所左右，而语文教育又首当其冲。因此，随着国家政治的变化，语文教育必然要跟随其变化着。“课程标准”必然就变化！据“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也必然要随之变化，依教材而行的课堂教学也必然随之变化！因此，6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一直是在不确定的游移中进行的！是在反复变化中展开的！ 这种反复变化的后果是极严重的：新中国走过近60年来了，“什么是语文”、“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语文教育的目标在哪里”……也就一直没有一个根本性的阐释。因此，上至教育部，下至普通学校，没有谁能真正回答“什么是语文”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谁真正能回答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目标在哪里。这种目的不清晰、目标不确定的特征，正是语文被当作可利用的工具的显著表现。今天有“这样的需要”，于是今天就把语文当成“这样的”；明天有“那样的需要”，就将语文说成是“那样的”。从下面不同时期的“课程标准”的一些表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950年小学“暂行标准”：“使儿童通过普能话和语体文并联系各科学习，能获得初步的自然史地常识，并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国民公德。” 1956年 “教学大纲”（草案）：小学语文科“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儿童的强有力的工具”；初中语文科“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重要的、有力的工具”；高中语文科“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 1963年中学“教学大纲”（草案）：“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 1980年小学“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必须重视从小培养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个指导思想，要体现在整个小学语文教学之中。” 1986年中学“教学大纲”：“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2年义务教育初中“教学大纲”（试用）：“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6年高中“教学大纲”（供试验用）：“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语文教学必须”“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服务”。 2000年初中“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