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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和律师形成“利益共同体”现象的反思和建议 中欧法学院2009级 苏红 邹小凤 常乐 （作业要求：学生自行查找法官与律师的“利益共同体”案，分析此类问题反复发作的原因） 2004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名副院长、3名副庭长、7名审判员和1名书记员因受贿而被判刑，共有44名律师涉案，其中：向两名副院长行贿的律师多达13人。案发后，武汉中院就“如何在法官和律师之间建立一种比较正常的关系”给高层写了一份分析报告，该报告直接促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于2004年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 然而，上述规定似乎收效不彰。案发后接任武汉中院院长、上任之初即高调反腐，并在当地人大会议上对公众表示歉意的周文轩又在2007年9月14日因受贿罪被判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2010年4月，包括武汉市中院执行局长在内的6名法官又因腐败行为受审。 武汉中院的问题并非孤立的个案。全国范围内，除震惊全国的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受贿案外，深圳中院、阜阳中院、石嘴山中院、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天津高院、吉林高院等均有多名法官因腐败被查处。以下图标系根据2004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所披露的统计数字汇总而成： 图表显示：在2004年至2007年间，因违法违纪被查处的法官总人数有下降的趋势，但2008年，总人数猛增至712人，比上一年高出3.5倍，2009年又增加到795人。 司法腐败何以屡禁不止，反复发作？本组学生试从人性弱点、传统文化与制度缺陷等三个方面做一分析。 一、人性弱点 正如阿克顿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利用手中的权力寻求利益似乎是人类的天性。要对抗这一本性，须建立完善的制衡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面对人性弱点，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寄希望于人性的改良，抑或通过制度的完善防止法律漏洞，遏制权力寻租？我们知道，寻租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其实施腐败行为的过程，除了逐利动机的驱使，还必须对决策风险加以评估，衡量腐败成本与收益。如果权力主体具有相对较大的而且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且当地法律不完善、实施执行不严格，腐败行为揭发概率小、惩罚程度低、打击乏力，那么主体实施腐败的成本显然远小于收益，从事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就大得多。故而，“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同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由此我们发现，人性弱点固然自始存在，但重要的不是试图改变人性，而是通过合理完善的制度进行制约，增加“利益共同体”形成的成本，从而遏制司法腐败。 二、传统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关系社会”，有着浓厚的关系本位思想。“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因此，对权力的崇拜和迷恋而不是质疑和监督成为常态。加上中国基层自古以来，不存在独立的法官，民间的侦查、断案，多由地方行政官员完成（如“清官难断家务事”之谚），官即法官，法官亦官，这种文化传统进一步导致了在当代对法官定位的模糊。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以自古以来对待官员的方式对待司法系统，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尽管中国社会的“重关系”屡为人所诟病，但运用关系打造利益共同体却并非中国所独有。黄仁宇指出，17世纪的英国和中国旧社会有很多相像之处，当时替国王当采办可以谋取很多私利，而“要取得这些职位，主要的在成为国王的佞幸，这也就是凭借关系——走后门。”以及“政府首先通令禁止经营某种事业，以后却又授权，某某私人可以例外，这样无异于颁发专利的特权。”考察司法领域，俄罗斯迄今仍在为对付司法腐败而绞尽脑汁；英国早年高级律师（serjeant-at-law）和法官来往甚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著名的思想者、大法官培根就于1621年因承认自己收受贿赂而被免除职位、囚禁于伦敦塔；美国最伟大的法官之一本杰明·卡多佐的父亲（艾尔伯特·卡多佐）就曾因司法腐败于1868年被免职。中国现在关系占重要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社会在经历全面改造，“立法工作还没有完全赶上社会的行动”，“中国人之所谓贪污，并不是西方所谓corruption，后者是一个原本健全体制中的违法现象。中国在20世纪前半段乃是组织不健全，社会所具备的功能尚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可见，文化传统固然有之，但各地域司法腐败现象皆有，而在民族习性难以一时消弭的情况下，诉诸制度的完善、实现“组织健全”方是题中之义。 三、制度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五个严禁”……我国的相关法规看似并不匮乏，但为何均未能收到预期中的效果？根据康新贵的观点，“一个权力体系中的某种政治势力的力量大大超过其他政治势力，即使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