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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困境及出路 　　内容摘要：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质量困境向来是困绕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对质量困境剥离式的分析，对于探寻保证高等教育有效质量的途径和构建新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都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困境；出路　　质量业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1]，也是长期以来困扰高等教育的一件大事，尤其对于跨越式进入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面临着系列困境。我们看到，几乎每一届教育行政领导都呼吁将提高教育质量作为上任伊始的重头戏，也成为每一次教育行政会议必然强调的“话柄”。早在1998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在全国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就坦陈：“当前我国高校的教学质量存在普遍下滑的趋势，究其原因，可用三个‘不足’来概括：领导精力投入不足，教师精力投入不足以及学生精力投入不足。”[2]到2005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到2300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达21%，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短短6年内翻了2番多。从2005年起，高等教育的工作重心将由重视规模发展转向规模持续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质量。这既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3]　　应该说，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认识相异，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中行动也不尽相同，但高等教育保证质量的要求却一如既往地不会改变。在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结构与效益等对垒日益明显的时候，如果不试图深化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认识，不试图更新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和要求，就可能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因不堪重负而整体滑坡，抑或将高等教育本身导入歧途。因此，本文试图从高等教育质量所面临的几大困境入手，来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和出路。　　一、高等教育质量的五大困境　　困境1：高等教育机构质量准备是否到位？　　中国高等教育近年来的大发展，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大和毛入学率的大幅提升，人们有目共睹。但是，高等教育机构在大众化号召中一哄而上及其后续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首先，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部分高等教育机构的思想准备尚不充分。无论是高等教育管理机构还是教育实施机构，或者是教育需求机构，面对扩招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对大量涌进校园的学生，传统的精英教育理念及管理模式是否能维继大量学生拥入后的大规模教育，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培养、管理和教育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普遍缺乏足够的思考，是导致人们对高校的管理能力及教育水平产生质疑的原因之一。其次，高校办学力量准备不足。大量学生入学需要教师、校舍、教学设施、图书资料、馆舍场地以及其他必须的活动空间，但现有的教学资源有限，如何保障学校教学的硬件是高等教育质量受到指责的又一个迫切的问题。再次，在新的情境下，高等教育在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熏陶和生存技能训练两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大量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迫使高等教育机构改变以往的“严谨”转而为“功利主义”大开方便之门。毕竟，一方面社会需求又是一个未知数，几年后大量的毕业生就业问题是又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问题，而技能训练的非专业性和盲目性（表现为对热门专业的一哄而上和对冷僻专业的无人问津），使得毕业生很难以既成之规格服务于特定工作之领域或无法胜任其应会的工作。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机构费尽力气为学生就业拓展空间，然步履维艰，前者很少从这种艰难中意识到自己在人才培养的规格、技能等质量问题上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再一方面是人文素养的熏陶由于受就业压力的驱使而很难到位，难免会显露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意向。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样性需求与现实需要，高等教育难免会在世俗的要求面前而沦落为社会的附庸，这也是当前高等教育机构日益不像它理应成为的那样而受到人们指责的原因之一。最后，部分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度支撑乏力。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一大困境。　　困境2：高等教育质量果真滑坡？　　最近几年，中国高等教育持续高速增长，并进入了马丁?特罗先生所认为的大众化阶段。但是中国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定性也倾向于两种极端，即要么认为随着高等教育扩招，质量随之下降；另一种声音却认为即便扩招质量也并未降低。[4]前者，是社会对当前高等教育质量的普遍质疑，将扩招视作质量下滑的罪魁祸首；后者，则大多是高等教育机构的自我辩护，也有一些社会的声音支持这一观点。当然，就扩招后的高等教育质量而言，以潘懋元[5]、张应强[6]、龚放[7]、杨德广[8]、邬大光[9]、安心[10]、房剑森[11]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专家、学者曾撰文指出，在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质量，不能简单地套用精英教育阶段的质量标准来衡量。随着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多样化，其质量标准也应当是多样化的。细细思量这两种声音，我们不难看出，在判断质量方面，扩招被从普遍意义上作为一种界点（分水岭）。那么，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了，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