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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谐世界理念 深化中国国际法理论的研究潘抱存第一节 和谐世界理念的创建“和谐世界”这个理念是从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引伸出来的。国内社会要和谐发展，当然国际社会也要和谐发展。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联合国创建60周年的特别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演中，正式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这种和谐世界的特点：一是持久和平；二是共同繁荣。我们在学习中也曾经有这样的理念：“环球同比凉热，人类共享安乐”。这样的理念正是与“和谐世界”相吻合的。胡锦涛这次在联大的讲话中又呼吁树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新安全观，把联合国作为国际社会努力打击恐怖主义、解决争端和冲突的“核心”。中国又提出树立新安全观，要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强调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中国领导人还主张加强反恐合作，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消除根源，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但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力。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我们认为“和谐世界”这个理念可以作为中国国际法理论创新发展的一个纲，将当今世界新秩序的许多理论贯串起来，从而使当代的国际法理论更加系统化、更加科学化。胡锦涛最近又在2005年12月31日发表的新年贺词中将这个科学理念进一步地加以概括和阐述。根据我们学习的体会这个新年贺词大致有下列几个基本点：一个总的目标——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二个基本途径——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三个指标：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样性；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四个发展方向：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以上这些不仅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而且是中国国际法理论新发展的基本依据。中国国际法理论的发展，必须举起这个纲，纲举才能目张。我们试就中国国际法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用“和谐世界”这个科学理念来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第二节 建国以来我国的国际法学研究建国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虚无主义、取消主义以及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由于四人帮的反动路线与封建锁国主义的摧残，国际法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断受到干扰与冲击，长期处于停顿和萎缩状态，理论队伍曰渐缩小，专业理论被弃置一边，使我国的国际法学水平落后了，倒退了。在这些年代里，好些老一辈的国际法学者受到迫害，被打成右派分子。1983年陈体强在临终前回顾这些年代时写道：“1957年以后的情况是搁下笔，与饲料盆打交道，无所事事，虚度年华，不能为国作贡献”。“国际法”这个专业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对外政策”。从那时开始的闭关自守政策和国际法学的遭遇，一直到七十年代末。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的紧迫性，这样就为中国的法学家们将这个关闭了近三十年的“领域”，开辟了通道。这正是邓小平理论的光辉照亮了我国国际法学研究的道路。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开始出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国际法学的研究开始有了转机。当今的世界，国际法与其他法律以及整个社会科学已经发展到对社会和生产力起着重要作用的程度。中国应该重视国际法学的研究。我国老一辈国际法学家周鲠生(1889—1969)在六十年代写作的教科书《国际法》到1981年得以公开出版，并大量再版。1982年又出版了王铁崖主编的《国际法》教科书，由二十位作者编写而成。在这本教科书中对国际法的新的领域如外交和领事关系，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法、海洋法、国际经济法等己经有了较详细的讨论，世界人权保护问题也曾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当时这些国际法学者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例如我国的对外经济协定和中央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及中国和邻国的边界问题等等，作了一些研究。但应该说，他们对一些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是不够的。随着对外开放的基本路线的宣传和贯彻，这就是有助于促进内容广泛的国际法学说的逐步形成。曾在五十年代流行的把苏联搬来的那套狭隘的党派性和阶级性原则以及政府的对外政策作为教学理论来运用，这种情况逐渐被改正。我国的一些国际法学者己开始认识到国家利益包含着法律，法制可保证对外政策的可行性和连续性，也就是说对外政策必须有法制系统的理论建设。我国作为世界上的大国，不能与世隔绝，而要积极参加各方面的国际活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必须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往来，今天的国际社会也不是无法无天的，国际间的交往固然要靠政治和经济实力，担仍然是受国际法约束的。我国和世界各国交往，不能不懂得国际法。我们不但要了解别国对国际法的立场和见解，而且要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这也是知彼知已嘛。所以邓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在讲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时提出的指示意见，确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但是，在八十年代，我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仍然是深度不够